2007年11月30日星期五
复合型？
2007年11月29日星期四
三个癌症村的死亡日记 摘自南方都市报
在工业园区裂变带来的污染侵蚀下,中国东部滨海经济活跃地带部分村庄被迫付出痛苦代价
2007年5月，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据―――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1.5亿亩，形势严峻。而自1997年以来，癌症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死因，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
《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透露，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癌症发病及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至90年代的20年间，癌症死亡率上升29.42%.2000年癌症发病人数约180万-200万，死亡140万-150万。
2007年4月19日，浙江省萧山市南阳镇坞里村村民韦东英写下村里一位得癌症的26岁年轻人的症状。从2003年12月29日开始，她开始了长达4年的“环保日记”写作。在她的日记里，记录了坞里村遭受的环境污染侵袭，在恶臭气味和污水包围的日子里，一个个村民因患癌症死去。
“陈阿龙77岁食道癌
胡登耻71岁胃癌
沈秀英57岁乳腺癌
莫水珍49岁胰腺癌
冯亚华35岁血癌……“
韦东英日记本上记录的死亡村民的名字越来越多，死者死亡的年龄越来越小。“应该是72人了吧，如果加上今年1月死去的朱少萍的妻子。”韦东英说，那是一个48岁的女人，乳腺癌不治。
中国东部沿海一条上千公里的狭长经济活跃带从浙江沿海起始，穿过上海、江苏、山东，连接京津渤海湾的另一个经济活跃区域。这是中国东部滨海的低地地带，类似于穿越西班牙、法国、比利时，最后到达丹麦、德国的欧洲西部滨海低地，是所在的大陆触摸海洋的手掌。
中国的滨海低地创造着神奇的经济总量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就在韦东英村庄的周围，至少还有党湾镇新前村等村庄遭受着同样的危险。
从这里出发北上，经过无锡市广丰村，常州市新北区，阜宁县洋桥村、东兴村，安徽省宿州市杨庄乡张庄村，山东省肥城市肖家店村、阳谷县西关村、邵楼村、西汉庄村、国庄村，天津市西堤头镇西堤头村、刘快庄村。这些经济活跃带上的村庄，都在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和痛苦，那就是癌症。
“癌症村”的他们
一颗颗“环境化学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的林景星教授曾去过多个“癌症村”
雨越下越大了，韦东英不时朝外张望着，她牵挂着在钱塘江里打渔的丈夫邵关通。
2000年以来，韦氏夫妻从江里打到的鱼逐年减少。“你看，昨天才那么几条。”韦东英编着一顶花伞，院子里一条破船上的舱里卧着七八条一尺来长的鱼儿，那是他们2007年夏季一天的收获。
邵关通终于从江里回来了，他冒着暴雨打的鱼将被卖给外面的饭店。他收拾着渔具，向妻子嘟囔着收获更少了，“这鱼少，有毒，还不能吃”，有的鱼已经基本绝种，比如鲥鱼。
相距千里的江苏省阜宁县杨集镇东兴村，段德桂等村民在村里自2001年以来因癌症死去80多人后，将村旁的巨龙化工厂告到江苏盐城法院。导致官司败诉的因素是他们从村里取的水样送到上海化验的结果不被法院采信。“一定是化工厂污染了村里的水，庄稼都是有毒的。”段德桂等人在败诉后，又上诉到江苏省高级法院，他们仍然要求法院对化工厂作出赔偿并搬迁的裁决。“我们需要证据，但我们却不知怎么取证，从哪里找。”
中国地质科学院现代生态环境地质研究中心的林景星教授曾去过多个与东兴村相似的“癌症村”，努力找出“病根”。“有一次，我跟央视经济半小时去山东省肥城市安驾庄镇肖家店村，那里的情况也很严重。”林教授等人在肖家店村喝了那里的水，“不能喝了，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被污染了。”促使他们前往那个村庄的原因是，近年来，这个村庄有40余人死于癌症，也是一个典型的“癌症村”。
让邵关通忿忿不平的，不只是江里的鱼少又绝了种，他端过韦东英递过来的饭碗正要吃的时候，一股刺鼻的气味从门口飘了进来，屋里的人忍不住恶心起来。“每天都是这种味道，到了晚上，都睡不着觉。”邵家的房前屋后不远处遍布着数十家化工厂，“2003年12月29日，老邵打电话到市环保局投诉无法生活了，接电话的人让找南阳镇，推来推去。”韦东英说，从那天开始，她开始了长达4年的“环保日记”写作。
更多的化工厂在东兴村周边扩建着，就在这之后，段德桂的乡亲又至少有6人在癌症中死去。在第一次的官司失败后，大多数村民选择了忍耐，只有段德桂等少数几人坚持上诉。他为此借了数万元的外债。
林景星教授去过肖家店村后，山东省、肥城市有关部门对肖家店村突然关心起来。“现在还有18个癌症病人在县城医院里。”现任村支部书记杜先富神秘地说，这是他托了关系，让上面来村里普查，并免费给村民治疗的。
“前不久，陕西龙岭村民来电话，又有两人得癌症死了。”林教授带着学生研究了半年龙岭村的水、土壤、地质、庄稼，他感觉触摸到了“病根”。“我给这种情况取了个名字，叫生态环境地质病。”
是的，一颗颗“环境化学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
化工厂来了，鱼米之乡远去
村庄在一点点被蚕食着。就在邵关通收获的鱼一天天减少时，钱塘江两岸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2003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的丈夫在钱塘江边捕鳗鱼，我去接他，回来经过江城桥，看见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未经处理就往内河里排放……”
韦东英的“环保日记”开始了，她没想到，她这个识不了多少字的农妇从此跟村子周围的化工园区发生了关系。“老邵说，你要是憋得慌，就写下来吧。”老邵不识字，“我如果识字，早就把这些化工厂告了。”老邵说。
“2003年腊月三十，今天除夕，按照这里的风俗，过年是欢天喜地的日子，而我们却在为航峰镀锌厂老板翁建坤送来的两千元而恼怒。”韦东英在第二天的环保日记中写道。
翁建坤送钱来是要邵关通夫妻帮帮忙，让他的厂子能够顺利开工。“他这个厂刚建时，我们村民问过有无污染，村干部说是五金厂，建好了摇身一变却成了镀锌厂，我们都去制止他生产。”韦东英最终没有收下翁老板的两千元钱。
千里之外的江苏北部，一个韦东英素不相识的村子里，段德桂等村民遭遇着相同的烦恼。“2000年4月，巨龙化工厂开建，是生产农药、除草剂等，对农作物和人身体影响最大。”段德桂说，村支书招商引资从邻近的建湖县找来的有钱的老板，希望通过这个厂子能给贫困的村庄带来致富的希望。
村民的反对声音在村支书的说服中弱了下来，巨龙建成，黑水流出，村四周的河流一条条脏了起来。
肖家店村看上去还是山东省中部一个秀美的村庄，大汶河就在它的南侧静静流淌着，村民依靠大汶河水和捞取河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村周围也没有化工厂啊，可是，有一天，水却开始臭了。”一位村民说。
林景星在看过肖家店村的地形后发现，该村三面邻三条河流，地势低洼，怀疑是河水倒灌，侵蚀了村庄的饮用水系统。
“大汶河的上游是泰安、莱芜，那里的化工厂是很多的。”杜先富在许多村民相继因癌症死去后，将焦点锁定了百公里之外的工业区。
韦东英未能成功阻止镀锌厂的开工，这已经不是她的第一次失败。“村里最早的化工厂建于1992年，叫赭山化工厂，如今名字已经不存在了。”韦东英记忆中的鱼米之乡渐渐远去，这位来自江西乡下的女人，因恋上这里的风景嫁给了渔民邵关通。
一个两个的化工厂逐步扩大为十个二十个，村庄在一点点被蚕食着。化工厂变成了化工园区，一个园区又裂变为多个园区。就在韦东英的日记本写完一本又换了一本时，钱塘江南岸，人间天堂杭州的侧旁，一个绵延上百公里的化工园区形成了。
段德桂在那个典型的苏北村庄里，眼瞅着田里的庄稼一年不如一年，他起初在巨龙化工厂的边上开了个小店，希望到厂里上班、购销的人能光顾他的生意。“可是，有一天，我发现咳嗽多了。”他病了，气管炎，“说话费力气”，这个61岁的老人关了小店，搬回村里。
不久，那个把巨龙化工厂引进到村里的村支书得了癌症死去。“自己把自己害死了”，村民们说。
尽管如此，正有更多的苏北地方官员跑到苏南、浙江，央求那里的工厂赏脸，他们已经准备了土地、开通了道路，甚至为前来投资办厂的老板摆平了不满的群众。
“看吧，再过几年，这里，还有那里，将是看不到头的工厂。”阜宁县一位官员站在巨龙东进村不远的一个镇办工业园区，这样介绍说。这时，满身怨气的段德桂的表弟，正带人察看被化工厂熏死的稻谷。
一条从南到北的化工园区地带正在东部的沿海低地形成。杜先富推测的大汶河上游的化工园区并不是这条带子的末尾。
韦东英日记本中的化工厂名单一天天变长着。就在邵关通收获的鱼一天天减少时，钱塘江两岸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肮脏的水，“很呛的异味”
巨龙化工厂投产半年后，东兴村四周的河道里的鱼虾荡然无存了。“我们昧良心啊，田里打的稻米自己不吃，卖到外面去”
“我从胡阿条媳妇那里借来照相机，到南阳开发区的污染厂排污口拍照，往江城路这里到大展生化旁的沟里，有红色的污水往沟里排。凯星、科本（化工厂名字，记者注）都往沟里排。”2004年3月31日，韦东英写道。从这天开始，老邵和韦东英夫妻为了记录化工厂排污，开始了拍照。后来，一位前来采访的记者赞助了他们一台傻瓜相机。
“早晨，我在钱塘江边的排污口看到了死鱼浮在污水中，就打电话叫葛建华拿照相机把当时的情况拍了下来。晚上，渔民戴金海和蔡本刚一起到钱塘江里去捕鱼，渔网刚刚放好，看见三号坝头的排污口在大量排污水。把整条江染成了红色，还看见小白点子在水面上浮动。”
这是2003年7月15日韦东英的日记，第二天，她家的自来水变成了黄色，儿子只好借用胡阿条家的井水洗澡。
苏北平原的村圩子也开始发出了“很呛的异味”，巨龙化工厂投产半年后，东兴村四周的河道里鱼虾荡然无存了。“那时，化工厂附近有个浴室，将河水烧热使用，不少村民洗过后浑身发痒、头晕，还有人当即昏倒在浴池中。”段德桂的咳嗽变得严重了，“村子里有十来个人在厂子里打工，有一个人死掉了，因为化工原料泄漏。”后来，大多数人逃离了工厂，不再去做工。
刘文达在巨龙化工厂不远处承包了一个7亩多的鱼塘。化工厂墙后一条小小的排水沟将污水运到鱼塘里。“三千多斤半成鱼死光了。差不多要破产了。”
“我们昧良心啊，田里打的稻米自己不吃，卖到外面去，再买外地的米吃。”段德桂想起一件往事，一个粮贩子用极低的价格把东兴村附近几个村子的稻米收购后，转卖到几百里外的扬州市，被当地的工商局查出是重金属严重超标的有毒大米。
林景星教授来到山东肖家店村时，看到了一组当地环保部门拍摄的照片，那是2001-2004年上游工厂向汶河排放污水的画面。他们也在肖家店村拍摄到了遭污染的大汶河情景。河水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味，水面已经变成了黄褐色，上面还漂浮着一层油腻腻的泡沫。
“晚上水很臭，在河边住的晚上都不敢开门。原来这个大汶河的水，鱼也好，现在水成酱油色了，河里鱼都没有了。”肖家店村民说，一浇地，庄稼都药死了，庄稼都受不了，就别说人喝了。
就是这样的水，环绕在肖家店村周围。尽管又臭又脏，但却是村里唯一的灌溉水源。
韦东英一年比一年担心钱塘江，她每篇的日记中都要提到钱塘江的排污口。“我到江边收鱼，看见江面排放的污水有绿色的漂浮物，我叫渔民郑一民把绿色的漂浮物用瓶子装好。用照相机也把当时的情景拍了下来。”
韦东英坐不住了，她取了家中的自来水水样，到市里找人检测。“检测站的人很小心地说千万不要说出去是他们检测的。”几天后，检测的人给她发来一个手机短信，水样PH值6.28，偏酸。
2006年，萧山市环保局的监测报告显示，南阳化工园区每天向钱塘江排放的污水达2000多吨。
苏北东兴村的情况愈发不妙，与巨龙化工厂对门的东兴小学生最先采取了行动。“孩子们在那里受不了啊，头晕得上不成课。”于是，孩子们一个个退学了，家长们每月花60元钱送孩子到几公里外的村去读书，200多学生的小学校从2003年开始，便没有了朗朗书声。
山东肖家店村的村民从1985年前后就看着大汶河开始变黄，那是山东乡镇企业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20多年了，就没见这条河好转过。”
2004年，村里打了一眼200多米深的水井，借此躲开大汶河从百里之外冲来的有毒之水。
不断增加的死亡名单
苏北东兴村于2001年开始遭遇与坞里村同样的不幸。“以前二组是368人，现在还有241人，除去外迁的，就是死于癌症的”
韦东英所在的浙江省萧山市南阳镇坞里村第一个死于癌症的是邵关通的二哥，那可以追溯到1995年。“去年就埋掉8个人了，都是癌症。乳腺癌、食道癌、肝癌、肺癌、胰腺癌等是高发的。”韦东英记录着，邵关通的姨父是去年死于食道癌的。
苏北东兴村在2001年开始遭遇与坞里村同样的不幸。“第一个死的叫戴玟，接下来是刘其洋，都是50来岁，还没到老的年龄啊。”段德桂也不能断药，虽然外债欠了不少，可他还是想法凑出保命的药钱。
东兴村民以2000-2005年为时间段对当地癌症患者（已死亡及幸存者）进行了统计。其中，包括死亡及幸存者在内的癌症患者共99人，呈逐年递增趋势。食道癌48人，约占48%，肺癌18人，占18%，肝癌14人，胃癌13人，其他为肠癌等癌症。
林景星在山东肖家店村碰到一个叫肖平（音）的人，她的脸上挂满了哀伤。一年前的4月，她的丈夫突然因食道癌死掉了，年龄只有29岁。丈夫的死才是噩梦的开始，不久，她的公婆也因食道癌先后辞世。在短短3年之内，一个五口之家却只剩下了孤儿寡母―――肖平和她的孩子。一个热闹的大家庭变得空荡荡。“晚上想起都出汗，太可怕了。”这位可怜的寡妇说。
江苏省阜宁县杨集镇东兴村54岁的郭义井刚从盐城市医院回来。“花了4万多块钱做了手术，农村合作医疗报销了3800元。”他是2003年就得上癌症的，“开了三个刀口，胃被移到了身体上部，变小了，一天要吃6顿饭。”
他的家在村子北部，“早上散步不敢往东边走，气味太难闻。”他担心着，说不定哪天，自己就成为村子里死于癌症的下一个。
郭义井担任过东兴村二组的组长，“以前二组是368人，现在还有241人，除去外迁的，就是死于癌症的，村里的总人口是下降的。”
这个不幸的苏北村庄，40-50岁之间的村民正成为被癌症击中的主力，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于10人偏瘫不起。
山东肖家店村支书杜先富忙着他个人的生意，已经不愿多谈及村里的癌症。“上头来查过多次了，该免费治疗的也在治着。”村民们也与村支书保持高度一致，“别再说我们村有癌症了，男孩子讨不到老婆，女孩子嫁不出去，那可咋办？”
艰难的较量
当韦东英的证据照片累积到5斤多重时，南阳化工园区还没有搬迁的迹象。她得到的答复是：南阳的环境监测在2006年已达标，化工园不用搬迁
因为记“环保日记”，韦东英成了萧山的名人，她更是萧山环保局的熟客。
她和丈夫已经花去两万多元，为了拍照片取证，为了一遍遍租车往钱塘江上的排污口跑。“六工段、二工段、四工段，都是排污严重的口子。”她提起几个排污口如数家珍，可如果跑上一趟，沿着弯曲的钱塘江大堤，那可是数十公里远的路程。
她忧心的已经不止是坞里一个村庄，而是钱塘江南岸下游百多公里的化工产业带危及的百万群众的生命。
2002年3月，一封由许宝涛、刘玉华、朱友才、舒其昌等10余名党员代表，王保学、夏正荣、刘启江等20余名群众代表联名的信件，从苏北东兴村出发，寄往阜宁县、盐城市等有关主管部门和领导。
但是，这些信件如泥牛入海，一点回音都没有。随后，300多村民写下联名信，按下鲜红的手印。“有点像（当年的）小岗村那么悲壮。”舒其昌说。
再一次，悲壮的联名信遭遇了冷遇，东兴村民的举动在阜宁、盐城等部门领导那里，被看成了“社会渣滓”的闹剧。
山东省肥城市肖家店村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后，村民们害怕了。他们多次将情况反映到市里。“上面也派了专家调查，专家们都认为是大汶河污染造成的。”杜先富说。
可是，肥城市有关部门却对此表示为难，除了对受疾病困扰的百姓表示下同情之外，对大汶河上游的污染工厂却表现得丝毫没有办法，因为那里为泰安、莱芜等市地界，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管辖范围。
不知从何时开始，韦东英给市、省、国家环保总局写起了信。“刚开始给萧山市环保局打电话，他们总说给处理却总不见人来。”直到2004年末，韦东英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南阳化工园成了“杭州市环境污染重点监管区”，萧山环保局也开始对南阳化工园进行一系列的整顿。杭州本地媒体报道称“2007年底，南阳化工园将全部搬迁”。
被称为“社会渣滓”的苏北东兴村民在所有的投书无果之后，2006年9月18日，以段德桂为首的369名群众决定起诉巨龙化工厂，索赔73万余元。
此前，他们曾将巨龙厂告到县法院一次，但那次起诉被镇领导调解，由化工厂给全村村民每人每年70元的补助。
2007年5月10日，盐城市法院驳回了东兴村民的起诉，段德桂等人遭受到致命一击。“这次诉讼花了八九万元。”对于抱病在身的段德桂来说，一场官司近乎倾家荡产。
肖家店村最终依靠山东肥城市的支持，从镇里接通了自来水。
当韦东英的证据照片累积到5斤多重时，南阳化工园区还没有搬迁的迹象。她给萧山市、浙江省两级环保局打去电话咨询，得到的答复是：南阳的环境监测在2006年已达标，化工园不用搬迁。
“达标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工厂仍然在往钱塘江排污水？闻闻这气味，这叫达标？”说话间，一股怪味袭击而来。
邵关通喊来一辆面包车，急急忙忙往钱塘江大堤赶去。站在大堤上，往远处望去，无边无际的化工园区正笼罩在深黄色的浓雾之中。邵的家，就在浓雾之下，他的妻子韦东英，正在那里为上中学的儿子准备中饭。
“水是第一危险”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黄卫专门做过水污染与肿瘤综合关系的研究。在黄卫的一篇论文中透露，中国多条河流流域的癌症高发与水污染有关
韦东英有一个数据，坞里村的恶性肿瘤发病率比浙江省平均发病率的0.192%高出十几倍。
虽然环保局说化工园区达标了，但她坚持认为工厂的污水还是没有处理。“村里有人拿井水水样到上海检测，得到的结果是有致癌物。”韦东英说，坞里村人到市里告状，信访办的人说，千万别把那个结果公布出来，天下要大乱的。
苏北的段德桂仍然在为他的官司奔走着，他没法取到证据。“我不知该怎么办，又不懂科学。”
中国东部沿海一条狭长的经济带从韦东英的村庄穿过，也穿过了段德桂的村庄，穿过了杜先富的村庄。这些经济活跃带上的村庄，都在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和痛苦，那就是癌症。
林景星试图帮助这些村庄的人们找出病根。“水是第一危险，我们一天到晚离不开水。”他在肖家店村喝过那一碗说不清道不明味道的水之后，感触颇深。“但如想拿到证据却很难，科学家不能随便张口说话，要有质量认证，要有国家两个实验室的章，打官司才能行。”林教授花了3年时间，用去了10万元经费，才对陕西龙岭一个村庄的癌症问题作出结论。
段德桂想打赢官司，将污染的化工厂赶走，如林教授的做法，谈何容易。
林景星曾将肖家店村的土壤、蔬菜以及毛发带到实验室检测，结论是检测物均不同程度受到剧毒元素的污染。其中，菠菜的镉含量超标达到9倍，铬含量超标12倍；河水检测出的锰超标57倍，锰过量正是致癌的原因之一。
“其中超标比较厉害的就是镉，镉是一个剧毒元素，超标会引起各种各样癌症，比如说肠胃癌、食道癌，还有肝癌。”
通过研究，林景星似乎看到了这样一个污染传播途径：水质受到污染-导致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又直接使蔬菜等食品污染，最后，人摄取食物而使致癌剧毒物进入人体。
早在2001年，林景星便将他的发现命名为“生态环境地质病”。
江苏省的多位专家也进行过类似的研究。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张胜田等人曾研究过一次稻田污染事故。结果发现，灌溉了沿河企业污染过的河水的稻田，因酸性太强的水殃及禾苗，对其发育造成严重影响。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黄卫专门做过水污染与肿瘤综合关系的研究。她的研究表明环境生物效应种类繁多，如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农业污水大量排放，改变了水体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条件，使鱼类受害，数量减少，甚至灭绝。而污染则可引起染色体突变、机体畸变和癌症发病率上升。黄卫的一篇论文中透露，中国多条河流流域的癌症高发与水污染有关。
“镉、铅、砷、汞等，不同的工厂排放的污染物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引发疾病的元素。”林景星说，这就是病根。他想对多个地区做相同的调查，“技术不是问题，但受经费制约，不可能开展太多研究。”
这是一个困局，受到癌症等疾病侵袭的村民难以找到辩赢工厂老板、政府官员的证据，而掌握着这把钥匙的科学家，却受困于狭小的实验室之内。
专题统筹：本报首席记者 南香红
本报记者 喻尘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喻尘
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韩一鸣八百里渭河水,载不动关中一个城 摘自南方都市报
中国水危机之7城市样本
八百里渭河水,载不动关中一个城
●哺育了关中文明的渭河集纳了陕西省80%以上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成为黄河最大污染源之一
●其下游城市渭南在污染和缺水的常态中习以为常，水生存状况堪忧
在经过上游宝鸡、咸阳和西安之后，到达渭南中心城市以北的渭河长年都是劣5类水。对于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这条黄河最大的支流已经毫无意义。"晚来清渭上，疑似楚江边"的诗意，已经随着农业文明时代的远去而风流云散―――在渭南，没有市民把渭河当成一处景观。除了渭河岸边的村民，河堤边少有人行走。汛期没有来到的时候，渭河水浓稠乌黑如同柏油，在50米外就有恶臭扑鼻而来。7月进入汛期，大量的雨水稀释了河水的恶臭，裹携着黄沙的河水中央仍然混杂着其他颜色和一团团灰色泡沫。
如果说全球水资源人均拥有量是一个5加仑标准桶，那么中国人均拥有量就是3.78升；到了陕西关中地区，这个人均量就变成500毫升的瓶装水1瓶多。
缺水和污染，在渭河下游的这个城市已成为令人麻木的常态。
发源于甘肃渭源县的渭河干流全长八百多公里，在陕西，她的流域内集中了陕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和72%的灌溉农业，以及80%的GDP―――她同时成为了关中唯一的废污水承纳和排泄通道，陕西省80%以上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通过她排泄。2004年9月，陕西省人大常委会认定："渭河已经丧失了生态功能，成为黄河流域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渭南市正位于关中平原东部，它中部的渭河冲积平原是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是陕西省和西部地区进入中东部的"东大门"。
2006年6月的一个早晨，陕西渭南市南京街的江楠（化名）拧开水龙头，接了一口杯水―――在发现水的颜色发绿的同时，她闻到了异味。
她给自来水公司去了一个电话，询问对方水质是否出现问题。自来水公司的解释是，因为天旱，水源地沋河水库的水量持续减少，造成水草露出水面大面积腐烂，影响了原水水质。但水厂已经采取措施，水是安全的。
江楠记忆中，事实上，水质异常持续了半个月以上。然而，同样住在南京街的刘阿姨却没有注意到这次事件―――尽管她记得从1980年代的5毛一吨，已经涨到现在的两块八一吨；她在感叹物价上涨的同时抱怨水里的水垢越来越多，很多时候不得不把水里黑色的沉淀物过滤了才能用。
2007年初夏，再次大旱让沋河水库的水量岌岌可危，水库有效库容一度只够供应城市用水一个多星期。然而仅仅一个月后，看着附近洗浴中心熠熠生辉的招牌，市民黄女士疑惑地对记者说："渭南缺水吗？"
渭南的普通市民并不知道，寻找水源成为这个城市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在官方的许多报告和工作调研报告中，"水瓶颈"已经成为一个惯用语。
和很多城市一样，这个大多数人拿着千元左右工资的城市，很多居民已经不喝自来水，最热门的本地商品水牌子以一个著名泉眼命名，装修舒适的茶馆是本地消闲场所的主流之一，人均消费仅20元左右，声明用的是从中心城市邻近的华县深山里运来的泉水。
尽管"水危机"这个词的直观想象，总是失控的城市和抢购瓶装水的市民；但当危机并未爆发，由于城市在公共政策中的中心地位，和相关信息的不公开，让人们很难感觉到水的匮乏和危险。水源减少和水质变差成为老生常谈，一切显得事不关己。
关中文明源于渭河的冲击荡涤，渭南历史上人文鼎盛：从大荔猿人到沙苑、龙山文化遗址；从春秋时代的古长城残垣到隋唐时代的帝王陵冢……这里也是史家司马迁、隋文帝杨坚、诗人白居易、杨贵妃、名将郭子仪、名相寇准和杨虎城将军的故乡。然而今天的渭河，却被自己孕育的文明耗散了最后一点生命力。
一条叫沋河的污水渠
沋河径流基本来自城市的污水，它如同一管变质的血液，注入已然枯萎腐败的动脉渭河。两河交汇之处西面的开阔地是城市最主要的地下水源地
城市东南郊，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旁，不到半亩的水池边，密密地挤着三四十根钓竿。大家一片肃然，只有浮子上的荧光和偶尔几个烟头在闪动。
除了水源地沋河水库，市区附近已经没有自然的水面可以垂钓。
行者经常到这里来钓鱼。"行者"是他在本地志愿者论坛上的名字，业余时间，他是那里积极的组织者。这10年，他慢慢发现，城市周围水面在减少，水变得肥浊，这样的水让鱼变得迟钝，不爱咬钩。
他开始把对环保的关注引入他们的论坛，但能够做的，只能是懵懂地寻找水质变差的原因：寻找企业向河流偷排的排污口。这个工作不算庞杂，渭南市区只有两条河流：渭河和沋河。在地图上，这两条河如同蓝色的飘带，后者轻盈地从东南向东北，最后汇入横贯城市北面的前者。
但"行者"在路上看见的与地图大异其趣。沋河位于城市水源地沋河水库的下游，但因为用水吃紧，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水库不放水，它的河床长满荒草。除了水库闸缝里流出的一小缕清水，它的径流基本来自城市的污水。从鱼塘这段往下走，一处挖沙场已经让河水断流，变成挖沙场的几个水洼。挖沙场下游，医院、炼铁厂的废料堆和城市生活污水排污管，给河流贡献了成分不同的径流量。进入城市的沋河公园区域，为了创建卫生城市，市政管理部门在荒烟蔓草的宽阔河床中间修筑了一条两米左右的水泥渠，好让这条深绿色、臭烘烘的径流看起来体面一些。经过公园之后，沋河穿过村庄和庄稼地奔向渭河，在一面"渭南是我家，创卫靠大家"的砖墙后面，一股更大的生活污水突如其来地汇入，沋河如同一管变质的血液，注入已然枯萎腐败的动脉渭河。
渭河和沋河交汇之处西面的开阔地非常重要，那是城市最主要的地下水源地，城市的大部分的饮用水源，就依靠这两条河流的激发补给。
每天缺水2万吨
地下水位一直在降的同时，地下水水质污染也日趋严重。局部的过量开采已经在市区形成了72平方公里的漏斗区。到2010年，渭南规划中的城区人口将增加到40万，用水缺口也将扩大到16.47万吨
三门峡库区管理局原总工程师戴全宝还记得1960年代，当自己还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年青时，渭河除了泥沙很大，还很干净，可供生活饮用，鱼虾很多。他仍然记得上班路过涨水的渭河，用随身的大塑料文件袋装了整整一包鱼回家的情形。
不过那个年代，人们不需要利用渭河作为水源。在1990年代以前，城市的地下水足以满足城市生活所需。
一位渭南自来水公司的老员工介绍，在1970年，自来水公司的前身"自来水排"建立的时候，渭南是只有数万人的县城，而现在却有了32万人口。1990年左右，最老的"西水厂"不能满足城市需要，于是加建了东水厂。
整个1990年代，每年的7、8、9三个月的用水高峰，是自来水公司工作最紧张的时候。"每一年都要应急增加两到三眼井。"自来水公司从1987年的13眼井发展到1997年的30眼井。人们发现地下水位一直在降低，每年井中的水位要降1米，旧的井不得不废弃，新的井再打出来。水量变化的同时，地下水水质也逐渐有变化：先是浅层水发黄不能再用，"如今只能用中层水和深层水，一部分中层水也被污染了。"
供水的压力越来越大。在管网末端以及城市南端的台地，水一少，就供不上。必须建新的工厂来满足用水需要，但这时，地下水指望不上了。作为计划经济的遗留，单位自备井也仍然是城市供水的一支主要力量，他们的井的眼数数倍于自来水公司，其抽水量至少是后者的两倍―――事实上更难于控制和估算。这样合起来，城区一天被抽取至少13万吨地下水，而城区地下水可开采量为每天10.54万吨。局部的过量开采已经在市区形成了72平方公里的漏斗区。
1999年，南水厂开始建设，只能与1992年开始建设的渭河化肥厂项目共享沋河水库地表水源。在好的年份，这样的共享相安无事，而一有旱情，就捉襟见肘。
譬如今年入夏以来，旱情严重，沋河水库水位严重下降，城市用水告急，"市政府每天早上都打电话来问呢"，水库管理处工作人员说。5月份，引水管已经开始裸露，到6月，库容只剩下40万立方米可以用。水库只好调低了城市供水的取水口，同时，渭河化肥厂不得不停下了数条生产线。6月初的记录显示，水库日流量仅为3456吨，而这个流量，仅仅相当与南水厂平时日供水量的一半不到。
旱情紧绷直到6月下旬，雨季开始，数十公里以外的秦岭山脉中，作为城市新开发水源的涧峪水库开始蓄水，并立即开始为城市应急供水―――这个时候，涧峪水库工程并没有完工；但化肥厂焦虑的生产线已经不能等了。
渭南市的一份政府研究报告显示，城市每天供水量与需水量之间，仍然有2万吨的缺口。缺水，也许意味着很多市民过的是西南京街的刘阿姨这样的日子：家里马桶水箱的龙头从来没有打开过，卫生间永远都有一个桶里盛着家里人用过的几乎所有废水，留着冲厕所。洗脸水用来擦桌子，洗菜水如果不太脏，可以拿来洗第一道碗；洗衣机里洗第一遍衣服的水正好接出来洗拖把；漂衣服的水可以拿来拖地板……或者像城市东南李家堡附近的数百名居民一样，因为在老化的管网末端，只能一天两次等待应急水车的光临。
这也意味着城市剥夺了属于农业的水资源。在城市东南郊的？Y东灌区，4800多亩土地，自尤河水库向城市供水，已经多年得不到充分灌溉。渭南市水务局水资源办公室主任金瑞杰解释说，水法规定，水资源的配置原则是：居民生活用水优先，接下来才是工业，最后兼顾农业。
同时，那也表示无法完全释放出来的产能。"项目要来，计委和水利部门要先做建设项目的水资源论证报告，首先要确定水在哪里。"到2010年，渭南规划中的城区人口将增加到40万，用水缺口也将扩大到16.47万吨。
地下30米内的潜水均被污染
过境的黄河与渭河都已经是劣5类水质，这些水仍然在养活沿岸的灌溉农业。城市中心区及城市北部渭河南岸，潜水中氨氮、亚硝酸盐氮、矿化度、总硬度、硫酸盐、锰、氟、铁等均有超标，已经不能饮用
中国缺水的四种主要表现―――时间性、地区性、工程性和水质性缺水，在渭南都全部具备。事实上，水质性缺水，是中国大江南北的通病。
金瑞杰说："我们的客水利用还不够。"但回过头来，两条最大的客水―――黄河与渭河，现在都已经是劣5类水质，这些水仍然在养活沿岸的灌溉农业。
而城区的地下水，地下30米以内的潜水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城市中心区及城市北部渭河南岸，潜水中氨氮、亚硝酸盐氮、矿化度、总硬度、硫酸盐、锰、氟、铁等均有超标，已经不能饮用。而筹备北水厂的最新勘探资料表明，几乎所有潜水中铁、锰均超标2到3倍和5到8倍，占取水量的80%以上。摄入铁过量会导致铁中毒；而锰的生理毒性比铁更严重，锰及其无机盐类，在我国《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中被列为极度危害物质。即便无法确定对健康的伤害，锰也会带来麻烦―――就在7月下旬，陕西的榆林市就因为水管内壁上的二氧化锰大面积脱落，榆林市约10万居民使用的自来水突然变成了"黑水"。
1995年到2005年，沋河水库上有一个人声鼎沸的"洋洋水上游乐园"，木船和游艇四处穿梭，"农家乐"遍地开花，水库的水一度出现石油类、水银、酸碱度和生物耗氧量常年超标的现象。
而2005年后，水库逐渐门禁森严：竖起了不准危险品运输车辆通行的警示牌，围起了栅栏，不再允许附近村民洗衣服，并禁止钓鱼等活动。水上乐园和上游的采石厂、造纸厂被取缔。尽管这是一个二级病险水库，但水利部门仍希望通过加闸加坝，充分利用这离市区最近的地表水源。
沋河水库现在已经达到3类水标准，生态也逐渐恢复到十几年前的宁静。正午的阳光下，草丛散发着艾草浓郁的香气，大堤守候着宋画一般寂静的村郭；许久才有骑自行车的人闪过，一只在堤上踱步的雉鸡被惊飞起来。
尴尬的合作
缓缓上升的水价，让渭南也成为水务企业投资的目的地。与外资水务企业合作被认为能一揽子解决问题。然而蜜月期很快过去，自来水公司每个月亏损高达百万。合作也并未解决水质问题
城区地下水开采已经饱和，而地表水量少不稳定，只能作为调剂，干渴的渭南城亟需在北部渭河的傍河水源地，建一个新的水厂，这个水厂投资需要超过1.2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10.唯一的可能就在"招商引资"。
此时正值跨国水务企业在中国攻城略地―――水资源紧缺让他们坚信中国水价有足够的上升空间。渭南这样的三线城市市场虽然不大，但在2003年，陕西省城市水价改革正式启动。缓缓上升的水价，让渭南也成为水务企业投资的目的地。
2004年，渭南市和法国通用水务总公司和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建的通创水务公司签定合同，开始城市供水合作。通创水务公司租赁现有三个水厂负责水处理，并新建北水厂；渭南市自来水公司主要负责保证水源、售水，负责城市供水管网的改扩建工作。（下转A16版）
城建局一位负责人如此解释渭南方面的合作意图：市自来水公司累计负债，继续筹措资金完成水源、水厂工程建设困难重重。自来水公司制水处理设备落后，影响供水水质，无法达到卫生部2001年饮用水标准要求。与外资水务企业合作被认为能一揽子解决上述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是对立的两个单位了。"自来水公司一位管理人员的话，表明与外资的蜜月期已经过去，合作远不如预期那么美好。
来自自来水公司的消息源表示，当初政府主导签下的合同，"事实上那就是一个固定回报合同"。从1990时代开始，鉴于很多水务企业与外资之间的固定回报合同带来国有企业沉重债务负担，2002年，国务院曾经发文，明令禁止此类合作方式。
渭南的合作，不管实际用水量多少，每年要按照固定水价、固定用水量核算，用水量逐年提高，譬如第二年就按7万吨算。实际上，"我们根本供不了那么多水，只有四五万吨。"
而自来水公司要负责天旱的时候沿河打井；免费提供地下原水。还有一些无法预期的风险：水厂要付给水库0.27元每吨的原水费，在合同开始不久，水库就涨价到将近0.63元―――这部分差价，要由自来水公司补足。
自来水公司每一吨水的成本陡然上升：从水厂买水1.38元，原水费交4毛，水资源费3毛，平均摊下来每吨1毛多的税收，再算上27%的管网漏失率，管理、维修维护成本，"一吨水的成本已经是三块多―――卖一吨水亏一块多！""以前我们好的时候能盈利；坏的时候一个月也就亏几万块、十几万，现在是每个月亏上百万。"
作为公用事业，自来水公司有它自己的历史遗产：22个吃水不花钱的城中村和高达27%的管网漏失率，而水费收费率只能达到40%―――譬如，"特种行业，洗浴中心相当多，用水量特别大，社会关系复杂，有背景，没有几家交水费，即使收，也几乎没有按特行（约两倍的费率）收费的。"此外，在渭南，公用事业单位高于平均的待遇，让这些单位冗员居高不下。自来水公司曾经在1990年代后期某一年之内增加七十多人，那一年的经营状况直接转向亏损。
自来水公司方面认为通创没有履行合同：3000万两年之内要付清的租赁费，只付了1280万；原定于今年要投产的北水厂项目尚未启动："与通创合作，主要是冲着建北水厂去的。水厂按道理今年要投产了，但现在连可行性报告都没有。"
合作的结果不得而知。但合作尚未给市民带来新的东西。
被预期带来更先进技术的通创的水处理工序，除了因藻类繁殖而兴建的应急活性炭粉投放装备和铁锰氧化过滤曝气池，仍然是过滤-混凝-沉淀-加氯消毒，与老水厂并没有实质差别；通创公司负责人仍然不能说清楚每天进行的化验，是化验多少项指标；自来水公司则借今年年初用户投诉菌类超标的事件，表示对水厂化验结果的不信任，正准备斥资自己建设一个化验中心。在去年6月出现藻类繁殖事件时，水厂在长达50天的时间里用活性炭粉末和高锰酸钾处理水，然而，这个过程没有通过任何方式告知用户。
污水处理厂流出新水源
挂牌督办之后，污水处理厂总算正常运营。在生产线末端，流出了渭南市城区地面上流动着的最干净的水。这水经过中水回用工程再处理，就可以循环利用
"如果我不做这个工作，也许我就对渭南的水环境没有什么认识，我也不会感到缺水的危机。"渭南污水处理厂总工程师周海平说。
从河边荒地变成污水处理厂的过程中，本来从事土木工程的周海平，慢慢对这一行有了兴趣；但他没有想到，工厂建起来之后，一波三折。
首先面临的就是停产。靠丹麦政府中国投资司提供无息贷款建起的工厂，每年还贷款就要500多万元，除去国债负担的部分，"收的排污费只够还债"。而每天机器一开动，成本就是3万多。
2006年夏天，这个"晒太阳工厂"被沿渭河考察的民间环保志愿者汪永晨发现。事情曝光后，结果皆大欢喜：渭南市政府表示负责归还债务，而每年800万排污收费全部用来维持日常运营全额用于水处理。
工厂开工后，不少企业把没有经过预处理的工业废水偷排到市政管道。工厂的设计标准是生活污水的COD（化学需氧量）330毫克/升，可进来的水达到COD1400毫克/升。污水处理系统里娇嫩的活性细菌受到冲击大量死亡，失去了处理能力，导致排出的水和进来的水一样黑臭。工厂成为污水渠的延伸。
他向所有可以投诉的部门―――创卫办、城建局、环保局、纪委，都写了信，但是于事无补。直到今年4月，这个厂被中办、国办检查小组逮个正着，被挂牌督办。
"我觉得那些事情都是你必须做好的，为什么要等到别人检查你、罚你才做呢？"这个时候，周海平会想起当初他去接受设备培训的丹麦城市奥胡斯（Aarhus），那个人口和渭南一样多、污水处理厂却遍布各个社区的小城。那里的污水处理厂不必考虑经费问题，而他们厂不得不安排二十几个人专门想方设法去收齐排污费。在丹麦他参观过一个大厂，日处理10万吨，连厂长在内，只有5个员工。而他们的公告栏显示，这日处理6万吨的厂里，已经有将近90名员工。
那是个水资源丰沛而对自然仍然保持尊重的国度，而他的小城，生态日渐脆弱。
挂牌督办之后，污水处理厂总算正常运营。在生产线末端，看着流向排水口的清水，污水处理厂生产科廖科长把取样桶里的水缓缓浇过自己的掌心，很是有些依依不舍：毕竟，这是渭南市城区地面上流动着的最干净的水。
这水经过中水回用工程再处理，就可以循环利用。污水处理厂连带的中水回用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尚未投产，相关的一个热电投资项目已经在进行可行性研究。对于一天耗水数万吨的工业项目，对于缺水的渭南，这会是一个满足渴求的新源头。
污水浇地的恶性循环
莲田旁边就是渭河化肥厂的排水渠，村民们用渠水浇地。尽管有试纸，污水浇地仍然事故频频。从城里流出来的污水浇灌的蔬菜，又回到城里的餐桌
渭南的城市发展规划，已经覆盖了渭河南岸的村庄。没有时间走远的时候，行者会到西北面的村子里钓鱼。那不是真正的"水面"，只是农户在莲田里放一些鱼供游人垂钓。
环境不错，斜阳中，燕子四下低飞，蛙鸣虫声阵阵。只是现在已经无鱼可钓。莲田的主人马二（化名）和邻居们在一起在田边的水渠上唉声叹气：莲菜（藕）又毁了！
十几亩连在一起的莲田，大半叶子已经枯黄。莲田旁边就是渭河化肥厂的排水渠。自从化肥厂在附近打井建水源地，用于灌溉农田的"四支渠"就废弃了；2003年的渭河水灾又毁掉了村里的机井，浇地成了一个难题。村民们坚信，化肥厂的废水，当然是肥水。他们想出了一个有些技术含量的浇地点子。每家都买了一本"广泛试纸"―――上面清楚地表示着，什么样的酸碱度会让试纸变成什么颜色；当渠水的酸碱度显示为6.5到7的时候，他们就用渠水浇地。渠高于北边的田地，每隔一米多，就有一条管子从渠里接出来，直接通到地里。水是乌黑的，如磨出来的浓墨，上面油光泛动。
尽管有试纸，污水浇地仍然事故频频。2005年马二种的是麦，邻家莲田的水渗到地里，麦子就没灌浆；去年改种莲菜，又烧了一回，只收回了本钱。虽然烧掉庄稼是家常便饭，但村民们并没有向任何部门投诉。
即便现在出事了，马二们对化肥厂也没有什么意见―――电视上说化肥厂的水是达标的。他们认为庄稼被烧的事件，是因为渭南市高新区有数家企业，包括氮肥厂、油脂厂和制药厂，现在都通过这条渠排污。高新区目前还没有在运作的污水处理厂。
但这两年井水水质出问题了。市水务局水资源办公室负责人说，他们知会有资质的打井公司，50米以上的地下水必须封闭，不能饮用；但在渭河边的很多村庄，村民和收费便宜的打井队并不知道这个信息，水井多在三四十米。
村里的水打上来，太阳一晒，马上泛黄；隔夜的水，水上漂一层薄薄的蜡质，看起来像动物油脂；水缸的内壁上会淤结一层厚厚的稀泥一般的泡沫状沉淀。
马二还是准备把剩下的莲藕照顾好，多少回收一点投资。卖劫余的莲藕，马二比较喜欢去市里的菜市场，只要5元一天的管理费。从城里流出来的污水浇灌的蔬菜，又回到城里的餐桌。
从马二的地沿着污水渠走出去一公里，可以看到稠乎乎的污水渠汇入流入渭河。下游南面，种植着城市中消费的粮食蔬果，中间分布着城市现在和未来的地下水源地。
（感谢行者、史仙亚和无名为采访提供协助）
专题统筹：南香红 喻尘
采写：本报记者李军
摄影：本报记者韩一鸣滚滚黑水向东流化工园锁链剿杀中国海 摘自南方都市报
日期:[ 2007年11月2日 ] 版次:[ AA11 ] 版名:[ 特别报道 ]
江苏一个海边村庄,正在清理枯萎禾苗的农民和田间水渠里的死鱼,农田旁便是导致水域污染的化工厂。鱼儿哪去了
渤海湾的天下鱼仓已经快要颗粒无收，“多少鱼都被呛死了，没了鱼，人也快死了”
2007年7月3日，53岁的徐法海将60万尾牙鲆鱼苗放入渤海湾。这已是人称“全国义务增殖放流第一人”的山东省招远市渤海养殖育苗场场长徐法海的第三次义务放流。
此前，徐法海已经放流过80万尾牙鲆鱼和3668万只海蜇苗。
这个月，北京一家大连金石滩海鲜店的采购员王书全比往常苦恼许多。“顾客们都说虾味道不好，鱼也没以前好吃。”他所在饭店的货源大部分来自辽宁大连海滨的养殖场。
王书全按照老板的吩咐寻遍京城几大海鲜市场，试图找到合乎顾客口味的海货。“全是养殖的，现在哪里还有真正海里的？”几天下来，他并没有寻找到称心的货源，“从天津、山东、大连来的海货供应不如往年多，可挑选的余地不大。”
“现在连鱼子鱼孙们都捞起吃了，大的鱼几乎看不见，如此下去，子孙后代们的饭碗怎么办？”靠海为生的徐法海前几年的生意并不差，积累了几千万元的资产，“可是，大海不像以往那么富有了。”渤海湾的天下鱼仓已经快要颗粒无收了。
山东省寿光市羊角渔港的河汊子里停泊了更多的渔船，这个号称渤海第一渔港的小镇大街上刮着咸咸的海风，悬挂了国旗的数百条渔船是这里的风景，挤满了不宽的小清河河道。“市场快停了，没有鱼，还要这个渤海第一渔业市场干什么？”渔民王大有举着沉重的铁锤，重重地敲打甲板上的铆钉。
招远市和寿光市分别在莱州湾的东西两侧，徐法海放流的海鲜苗或许能够到达这里。“可是，那些苗能长大吗？”王大有听到这个消息后说。如果能，那些苗按照徐法海的计算，将为这里的渔民带来价值3700多万元的收入。
2007年6月13日，山东省海洋渔业厅发布消息，山东省海域的污染区域主要分布在渤海湾南部、莱州湾和胶州湾局部海域。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
这是渔民担心鱼苗可能长不大的原因。“多少鱼都被呛死了，没了鱼，人也快死了。”山东省海洋渔业厅的监测显示，莱州湾、胶州湾和渤海湾南部的黄河口等重点海域局部污染依然较重。污染海域主要集中分布在渤海湾及莱州湾的近岸港口、黄河、小清河、章卫新河等入海口和沿海企业排污入海口等周围海域。
上游来的黑水
“脏死了，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个省份的污水，大部分流经这里入海”
“有一次，我带着人去上游辛集镇关闸，差点把一个姓杨的主任扔到河里。”黑矮又壮实的侯宝友提起去年的一次冲突，激动起来，“他们逼得我们活不下去了。”侯是山东省无棣县埕口镇水沟村的村委会副主任，靠打渔为生。
水沟村就在漳卫新河的入海口，一村2000多口人靠着大海为生。“1995年以前，这条河的水可以饮用，现在，连庄稼都不敢喝，鸭鹅碰上就死。”侯宝友说，从海里打上来的鱼，“一抖鳞全掉了，捞上来鱼就是死的。”“渔网在海里放下去，收网时沉得拉不动。”不是鱼多得让渔网如此沉重，而是黑乎乎的油污和杂物挂满了渔网，白色的网线一下就变成了黑色。
一位信姓村民为远道而来的客人烧了一条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鲈鱼，客人夹一块鱼肉送到嘴里，扑鼻而来的却是一股浓烈的柴油味。
无棣县有两条长约70公里的贝壳堤，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贝壳堤，是鸟类迁徙中转站和越冬、栖息、繁衍地，也是研究黄河变迁、海岸线变化、贝壳堤岛形成等环境演变以及湿地类型的重要基地，在我国海洋地质、生物多样性和湿地类型研究中地位极其重要。
可是，污染让贝壳停止了生长，贝壳堤名存实亡。
这几年来，这个山东省滨州市最早的小康村人均收入一下子从一万多元直线下降为两千来元。
无棣县小泊头水质监测站一次对漳卫新河入海口水质监测显示，COD（化学需氧量）含量达到159毫克/升，几乎是五类水质的4倍，属重度污染；水中的溶解氧多年一直为0，水中生物丧失了生存条件。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调查，漳卫新河污染主要来自河南、河北和山东的部分城市。其中省外的污染占82%左右。山东省内临清、德州两市的污染占18%.
不少山东地方官员和群众表示，漳卫新河的污染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主要原因是其“跨越几省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沿海几大著名河流的入海口成了共性。
去年夏天，侯宝友带了几十个村民，来到漳卫新河上游几十公里处的河北省黄骅市辛集镇，要求关掉辛集闸。漳卫新河上的这道水闸正好将山东河北两省分开。侯宝友带着队伍冲到了辛集闸，“他们喊来了警察，我们什么都顾不上了，不关闸，我们就没法活。”
侯宝友与护闸的河北一方差点动了手，但闸还是没有关掉。“没办法，我只好带着18条渔船到江苏连云港、盐城等海域打渔。”
“我们还打不到鱼呢，他们来，也不行。”2007年7月15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燕尾渔港，渔民单海兵正在和几个渔老板闲在海边的一间小房子里。狭小的空间弥漫着男人的汗味，大海的咸味。4个人在打牌，另几个人喝着啤酒。黄海就在这间屋子的东面十几米处。百多艘铁皮的船停靠在一个狭窄的港湾里，一挂鞭炮急急响过，一只船形只影单地向大海深处驶去。
“去干什么，去干什么，又打不到鱼。”单海兵喝了一口啤酒，冲着海嚷了一句。虽然休渔了，但总有大胆的渔船冲过海禁线。他比划着说，“能打到些虾皮就不错了。”
燕尾港比起水沟村更好不到哪里。单海兵的脚下是灌河、沭河、黄河古道等五条大河的入海口，夏季丰水季节，西南望去，一条条大河张开了嘴巴，绵延几十公里的入海口水面与大海连在一起。
“脏死了，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四个省份的污水，大部分流经这里入海。”单海兵和侯宝友一样抱怨，“以前，我一条船能收入四五万元，现在只有几千元，鱼虾是一点都打不到，只能搞些虾皮。”
在燕尾渔港里开着一间小店的陈老板，向客人回忆着他和这个渔港的辉煌过去。“每天都能发六七辆车到天津港，装船后运到韩国、日本。”他念叨着，如果在10年前，日本的小桥君和韩国的朴先生这个季节就要给他打来电话，“那时打上来最多的是螃蟹、对虾，每个船都一天能打七八百斤。”对虾七八角一斤，后来涨到两三元，再后来十多元，一路涨上来，如今的对虾价格已达几百元。
有价无货，去年，整个燕尾港出产的对虾不到200斤。
逃离海岸线
不走，连人也快活不成了。苏北的海滨村镇的居民普遍面临着这样的苦恼，“我们怎么办？家园就这样抛弃吗？”
水沟村的渔民洗去腿上的污水，准备上岸。
“到外面打工去，大海是靠不住了。”侯宝友说。曾经热闹的渔村荒凉了，离开海岸线的情绪不知何时从北向南蔓延，还是何时从南向北由海风飘送过来。水沟村里看不到了收购海鲜的外地客商，本地船家请来的上千帮工，甚至在此居住多年的住户也正逆着大海的方向，搬到了无棣城里。
“走的都是有钱人，我们这些没钱的，还得守着脏了的大海拼。”信家老人说，“反正，以前这个村子就是天南海北的渔夫们凑起来的，散了就散了吧。”
这种悲凉的逃离情绪同样体现在江苏燕尾港。2007年7月14日，燕尾港居民王文斌开车路过燕尾港中学，往大门里探了下头。他的儿子在这所学校读书。“下学期肯定在这里读不成了”，他看到教学楼已经拆去，校园变成了一座废墟，砖瓦遍地。“原来这所学校加上小学有六七百学生，全镇的孩子都在这里读书。”
出学校大门不远，就是时而巨浪翻天时而平静如镜的黄海，海的腥味穿过了高高的芦苇荡，几只海鸟哑着嗓子，在废墟上扑棱着翅膀。
“今年以来，有学生反映上课时头晕，很多孩子都住院了。”王文斌家的孩子也住了院，医生的检查结果是吸入了过多有毒气体。
就在临近2007年暑假时，学校通知学生，一律转往距此地十多公里远的灌西农场学校，所有的老师也得转过去。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些住户了，听说所有的居民都要搬到战备路（沿海公路）附近的一个新建居民小区。”王文斌说，如果不搬，味道实在难以忍受。
曾经繁华，船来船往，热闹异常的燕尾海滨万人小镇，或许就要消失了。
逃离大海的情绪还在弥散，燕尾港南边40多公里远的盐城市滨海县头罾村民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头罾村是靠海最近的村庄，再往东去除了苏北几大盐场，就是滩涂和大海。
“5年内，头罾村民得全部走人。”村民季先生说。县里已经有规划部署，全村搬迁，拿到补助款之后，可以选择到滨海城里居住，也可稍微后靠到新建居民小区。
季先生就坐在他家院子大门口，妻子和几个妇女闲聊着。“再搬，就是第三次搬迁了，真不想再折腾了。”季担心补助的钱不够他到其他地方安顿家人的费用，“2003年才搬到这里，房子是按每平方米150元给的。”
“不搬走也无法生活，养的螃蟹年年死。”季家养过70多亩水面的螃蟹，“2001年以来再没养成功过，一年就赔掉几万元。”螃蟹不能碰这里的水，一碰就死。
“有一年征兵，这里的年轻人全部是肝大，没有一个合格的。”季先生说，不走，连人也快活不成了。
苏北海滨村镇的居民普遍面临着这样的苦恼，灌南县堆沟村村民周文重多次通过手机给外面认识的、觉得能有帮助的人发去短信：“我们怎么办？要我们搬走，搬到哪里去？我们的家园就这样抛弃吗？”
有一天晚上，他睡不着，接连把这样的短信发了6条。
如果这些沿海的村镇撤离大海，苏北至山东，将有多处近海处留有“无居民区”，甚至，在苏北的盐城、连云港上百公里的狭长近海区域，可能留下的将只有海鸥、芦苇和滩涂。
化工剿杀海洋
能钻进一个成年人的粗大排污管道，沿着海岸线随处都是
逃离不仅是在躲避远道而来的河流上游黑水。
单海兵来到海边，指着海面说，“仔细看，这里的颜色和别处是否不一样？”是的，那一块水面比别处要暗、要红。
“这是一个大排污口，上面的工厂从厂里埋过来的。”他说，每天下午是放污水的高峰，“从这里连着大海，很远的水面，都是红色的，每天如此。”单描述着，像这样能钻进一个成年人的粗大管道，沿着海岸线，随处都是。
沿着管道上溯几公里，出现了成片的化工园区。王文斌经常开车路过这里。“这里有响水县、灌南县、连云港市三大化工园区，入驻的化工厂已经有上百家了。”连云港市的官方资料显示，到2008年，这里将形成达200余家大中型化工厂聚集的超大级化工园区。
“建工业园区时，开过党员会，我是党员也参加了，当时我们就问建工厂对村子有无影响。干部说没有。”灌南县堆沟村74岁的老人陈宋法扫完化工园区的大街回到家中，他一天的劳动可以得到5元钱的报酬。
“对村子没影响是假的。我们潮河的水每天都是通红通红的。群众有苦没处说，抱怨我们党员拿了工厂的钱。”老人最愤恨的一件事情是，化工园区的人竟然对上告排污水企业的百姓进行了陷害，包括他的侄儿陈兆兵。
“他们从村里的河里取了水样，送到外面检测后，发现水有毒，人、牲畜都不能吃。要化工园区的工厂赔偿4万块钱。”陈宋法说，“化工园区管委会以这个为由，反告他们敲诈。”一些村民因此被关了半年，从此，村民们对化工园区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因告状坐了牢的，不单是堆沟的村民，盐城市滨海县头罾村支部书记贺红士至今还服着两年有期徒刑。“他带着老百姓告状，阻止建化工园区，为老百姓坐的牢。”头罾村民周林说。2007年7月7日，盐城沿海化工园区的吉华九分厂发生氯气泄漏，把周林在中山河边辛苦种的大豆全部熏死，“这已不是第一次，3月份，我养的鱼被污水全部毒死。”
他的妻子在一边哭诉着，化工园区不久前拆掉了他家的房子，如今，庄稼、鱼、房子全没了，他不知该把妻儿安置在哪里。
筹划着第三次搬迁的头罾村民季先生冒着雨，又一次察看化工园区的排污沟。那是一条10多米宽的人工运河。“从化工园区通到大海，有十来公里长呢。”季先生在一个桥上停下来，再往前就是大海了，桥下深褐色的河水死了一般，慢慢东流。
不仅是苏北。向南，是从浙江沿海到苏中密密分布的工业园区，向北，从江苏赣榆向山东的胶州半岛延伸，是青岛市正在构建的黄岛化工园区。继续北上，可以看见河北黄骅的化工园区、天津境内更大规模的石化工业区。这条锁链最后在东北沿海完整形成。
化工园区的道路还在与排污运河平行着向大海延伸。巨大的厂房仍在建设，已经投产的工厂机器的轰鸣声搅碎了海滨的宁静。
这种声音穿过了从盐城头罾到连云港燕尾港、赣榆的弯曲海湾，绵延不绝。
不能吃的海盐
陆上的有毒污染物经河流入海，通过沿海盐场晒制的海盐，又循环到人们的餐桌上
贝壳死了，鱼死了，当污水经过成百上千的江河汇流入海后，大海里的盐还能吃吗？
2003年12月，福建厦门、福州等地曾发生过海水污染导致食盐不能食用的传闻，引起市民抢购食盐，市长最后亲自出面辟谣说，福建省的食盐全部由本省生产，主要生产地在惠安、莆田、同安。市长说福建海域当年没有发生过任何海洋污染事件，传闻是假的。
然而，人们对大量陆上污水排入大海，导致大海受污，影响海盐生产质量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
2006年12月，广东省汕尾市盐业部门组成检查组，对全市各地的盐业生产情况检查后发现，全市多数盐场用以晒盐的海水均受到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污染，生产出来的海盐色黑、水分多、杂质多，微量元素超标，不符合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标准。
检查组在该市陆丰检查时发现，一些盐场晒盐的海水很浑浊；有的盐场附近的海水受工业污水污染，水质较差。
广东省湛江市也进行过同样的盐业生产检查，发现一些私人盐场偷偷抽取地下卤水晒盐，只有一个结晶池。盐业部门的检查人员说，这样的做法会受到海水养殖和近海污染严重影响，生产的盐有害物质增多，各种有害物质混合在一起，根本不能食用。
陆上的有毒污染物经河流入海，毒死的不仅是海洋生物，通过沿海盐场晒制的海盐，循环到人们的餐桌上。人们自己排放的毒果经过循环之后，可能又回到了制造毒果者的体内。
江苏省银宝盐业公司下属的新滩、灌东、头罾等几大盐场就与盐城、连云港几大化工园区为邻。一块块方格状的盐田与排放着污水的工厂隔墙相邻。
“我们生产的海盐早就不用做食盐了，全部只能作工业用盐。”守着高高的盐山，新滩盐场的老王看着红红的卤水，“卤水从大海里抽上来，要经过几道工序才到这里，可就是这样，我们也担心不干净。”
在太阳的照射下，白花花的盐粒从卤水里长出来，像一朵朵小花。
2004年2月，化工园区刚刚建设时，时任江苏省盐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的王德善有次在银宝公司的讲话上，专门提到了由于受工业污染的影响，海盐生产质量和数量都在急剧下降。
“我们是不吃自己生产的海盐的，我们也买外边公司生产的盐。”虽然自己盐场所在公司也生产加碘盐，但老王看着一天天扩大的化工园区，不免心有余悸。
从前，黄海里有一种虎头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灌河是江苏海岸线唯一没有建河闸的河流，这是为每年虎头鲸向洪泽湖洄游产卵准备的。
可是，2005年后，虎头鲸再也没有来过。
下一个渤海是谁？
“渤海早就成了死海。”多位海洋专家估计，如果要使渤海“复活”，要用200年时间
几天之前，江苏省灌南县堆沟村民周文重再次发来沉重的短信：“我们怎么办？”
焦虑的不只是他一个人。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再次呼吁加快渤海区域性环境保护立法进程。
“环渤海地区正在成为中国三大经济圈之一，渤海的生态环境也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近海海域局部污染严重、污染范围持续扩大，局部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渔业资源趋于枯竭，赤潮、溢油等海洋环境灾害频发。”高之国忧心忡忡。
据他掌握的数据，渤海是国内污染最严重的海域，每年遭倾倒57亿吨有毒的肮脏废弃物与20亿吨固体废物。北京与天津的一些海鲜店，已不再购进污染地区的水产品。注入渤海的53条河流已经有43条属于严重污染。
中国官方统计数字显示，环渤海水域的重金属含量已经超出正常水平的大约两千倍。在排污口附近方圆几海里内已经没有鱼类生存。
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07年上半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通报显示：陆源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现象有增无减，排污口邻近海域海水质量持续恶化，渤海沿岸减排压力尤为突出。
这份报告称：“对全国500多个陆源入海排污口的排污状况及邻近海域生态环境实施了全面监测。约77.1%的排污口超标排放污染物，比上年同期增加18.2%.四个海区中，黄海沿岸超标排放的排污口比例最高，达82.8%，东海79.8%，南海73.0%，渤海71.7%.
“排污口日平均排海的污染物总量为9230吨，比上年同期增加6.7%，主要原因是部分排污口排海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CODCr）浓度较去年同期增高；排海污染物中，约有41.6%进入海水养殖区，只有10.9%排入排污区。”
2007年7月，山东省海洋渔业厅发布了《山东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公报称：“污染区域主要分布在渤海湾南部、莱州湾和胶州湾局部海域。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近岸港口、黄河、小清河、漳卫新河入海口和沿海企业排污入海口等周围海域污染较重。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系统比较脆弱，莱州湾生态系统处于不健康状态，黄河口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主要表现在水体营养盐失衡、生物群落结构异常和生境改变等。”
受污的海洋对于山东省创造“海上山东”的计划，将会是最大的障碍。
2005年8月22日，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发布了2004年度《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监测结果表明，2004年该省近岸污染面积较上年增加了4980平方公里，近岸海域的I类水比例则从2003年的20%猛然下降，仅剩下4%.
“渤海早就成了死海。”高之国希望通过立法让渤海复活。
多位海洋专家估计，如果要使渤海“复活”，要用200年时间。
从正在大兴土木的化工园区和一江黑水向东流的情景来看，任何一个中国海都有成为下一个渤海的可能。
[开篇语]
中国水危矣！
我们不是在预测未来，我们是在发出警告！一个基于我们的记者行走于中国江湖的新闻调查，一份紧急的报告！
从炎炎夏日开始，到深秋叶落，本报多位记者跋涉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行走于太湖、滇池，从众川之祖的青藏高原，到渤海、黄海之滨，从流淌于大地上的河流、湖泊、近海，到藏于地层的潜流，进行了全方位的、持久的、缜密的调查。
你会看到，今天中国的水系是如何的千疮百孔，如此的岌岌可危，又是何等的悲怆可怜。
对于水，人类的所有文明都极尽誉美与阿谀之词，它孕育了人类的文明，赋予了人类生命。每一滴水，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川诞生的时候，它们都是一样的：晶莹、剔透、纯洁而冰凉。但当它不再荡起浪花、浊臭如漆时，水何堪以为水，水何堪以为美。
水之危机不是孤立的。由水危机带来环境危机，带来的人、动物、植物，包括所有的生命的生存危机，进而扩展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危机。
这是中国的困局：贫困―――发展―――资源需求―――环境崩溃。“发展”是无法忽略的要求；但“限制”是一条救赎之道。取与舍，迂回与前进，崛起与沉伏，循序与无道，竭泽而渔还是涵养山川。怎样对待一滴水，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关涉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
河川之危，无异于国家民族之危。水，以其柔软和无形，将中国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前面有两条路：要么一起成功，要么一起失败。
或许，正是因为前途无路，才需要找一条路。十七大建设生态文明的设想，让我们看到，充满发展渴望的中国，正在思考，正在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
星空灿烂，嫦娥一号遨游于星海之中。它应该向地球多看一眼的，那个将它送上天际的星球，那一块土地，那块土地上的人。
人类抢先知道了只属于上帝的秘密：地球是已知的被大气、水、土壤覆盖的唯一的星球，在宇宙中，它是多么的脆弱和渺小，我们所有的生命都生活在一个系统中。而这个系统一旦破裂，将难以弥合。
拯救水，拯救江河湖海的美丽，是我们无法逃避无可辩驳的使命与命运。
专题统筹：本报首席记者 南香红 本报记者 喻尘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喻尘
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韩一鸣
2007年11月28日星期三
2007年11月23日星期五
明天让我们饮鸠止渴吧！
从11月2日起，本报大型系列报道“中国水危机”将隆重出街。本报力图通过对中国主要流域的水域的环境摸底调查，廓清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水危机问题，解读朝着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前进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工厂的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生态、政治问题。通过本报采编人员的艰苦工作，试图为这些问题求解。中国正在享受工业化之福，也在品尝工业化之祸。在中国的GDP赶超德国，将要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之际，崛起的经济大国所产生的副产品——生态危机日趋严峻，再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本系列报道从2007年7月的炎炎夏日开始萌芽，又经7、8两月，本报多位记者在全国10余自治区、省、市的上万公里的艰难跋涉，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等大河流域，对太湖、滇池等湖泊，对长三角、环渤海、川渝、中东部等经济区，进行了持久调查。我们通过对中国东、中、西部，南北方不同地区的水环境问题进行调查，努力厘清多年以来水问题病根。将通过调查、访谈、图片等多种形式成规模报道，展现给读者中国深刻的水危机问题。
http://www.nddaily.com/sszt/watercrisis/ 南方日报
中国总是在提倡法制社会，但举手投足间总能看见很多明目张胆违法的事，而这些违法的事比起很多政务基层机构基础法制意识的淡薄造成的工作错误却又算不得什么。有一件身边的小事，一年四季，无论晴雨，似乎总能见到洒水车穿梭在街道上，当下雨时看着这些洒水车在工作，总觉得是在暴敛天物，水不是天物吗。中国很多城市缺水，不知成都在不在此列，能这样把宝贵的水资源浪费在马路上，说到这，我们可爱的卫生主管部门可能要说，洒水车用的是污水处理厂处理排放的中水，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曾经因为有事在某污水处理厂门外待了大半天，未见一辆洒水车出入，洒水车也不可能都深更半夜去装水。回过来常常见有洒水车在大学学校过夜，停车便宜而且场地够大，第二天早上总能看见停着车的地方有一大滩水，再仔细一瞧，旁边就立着一个红彤彤的消防栓，于是洒水车用水的来源也就找到了，而这也绝非杜撰，都不用刻意就能看见洒水车停在路旁的消防栓前加水，可能很方便吧，但是根据消防上的法律规定，消防器械不容损坏，而且消防用水为了保证火灾发生时能够喷射一定扑救高度，其用水管道与城市生活用水管道是分开的，为了保证一定压力，在非火灾情况下是不允许民用的，所以洒水车使用消防用水本身就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而社会上种种尘垢陋习及对当前利益的追逐让我们的生态危机日趋严峻，感谢南方日报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让人不由想起南方日报的一个广告 ——一棵树的树皮上深深的爪印，这正是一个成功媒体报道所需要做到的——深度。
(2007-11-23 12:57:46)
冷笑话一则-CCTV1大战CCTV4
VS 
CCTV1：晚间新闻，大陆10月物价上涨6.6％，群众一致表示“对生活影响不大”。
CCTV4：海峡两岸，台湾物价增长4.5％，民众大叫“活不了了”。
读后感：中华民族不愧是世界最能吃苦耐劳的民族，三年自然灾害（据老人说那三年也是风调雨顺的）都过来了，有什么不能经历的，台湾人都被老美同化了，太讲民主太讲民生了，所以算不算中国人有待证实，台湾收不回来也没什么，收回来了每年大陆还要给它补贴那4.5％，和现在香港一样，到时候大陆物价上涨10％，群众再一致表示“对生活影响不大”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有句老话，攘外必先安内，刮民党就是安内没做好才落到现在的下场，希望我们的执政党以史为鉴，台湾人太矫情了，还是不收回来的好。
以上感言不代表个人观点,不构成实际操作建议。
2007年11月22日星期四
有感而发-自然
这东西叫罂粟，小时候在院子里种过，妖艳的红色，阴郁的香味，我并不喜欢，却因为人而背上了邪恶的骂名。
有的话不能说，临着下班，明天的事又交待下来了，下周要回家办证件，周日走，就只有两天时间，看着图纸都有恶心的感觉。
注：以上图片摘自图图教父BLOG http://blog.sina.com.cn/TTJF
2007年11月19日星期一
梦无痕 却有声
(2007-11-19 09:03:16)
纪念孙立人将军逝世17周年
孙立人（1900-1990），抗日名将，字仲伦，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人，祖籍安徽舒城。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同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1924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后又考入弗吉尼亚西点军校，攻读军事。1927年毕业，应邀游历欧洲，考察英、德、法、日等国军事。1928年回国，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中尉队长。1930年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上校副总队长。1932年调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4团团长。
税警总团由财政部长宋子文一手创建，武器从美国购买，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但任。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孙立人努力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千方百计训练部队。他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的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适合自己部队需要的训练制度和方法，形成了一套与国军其它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被大家称为“孙氏操典”。所属部队按照“孙氏操典”进行严格训练，官兵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学科、术科水平，乃至专门的缉私技师都比较高。
1937年10月，孙立人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在蕴藻浜一线的阻击战中身先士卒，负伤十三处。
1938年伤愈后又率部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两次立下战功，从此便在军界崭露头角。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财政部成重组税警总团，孙立人晋级少将总团长，率部迁移到贵州都匀练兵。经过两年严格的训练，这支非正规部队成为国民党最精锐部队之一。1941年12月，税警总团改编为新38师，隶属于第66 军，孙立人任少将师长。
1942年2月，中国组成远征军，下辖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4月，孙立人率新38师于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4月17日，西线英军步兵第1师及装甲第7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孙立人奉史迪威之命亲率113团星夜驰援，18日凌晨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至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1个大队，解除了7千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百余人。 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不满1千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10倍于己的友军，轰动全球。之后，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四等云麾勋章。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是第一个获得这种勋章的外籍将领。
仁安羌之战后，新38师掩护英军撤退。1942年4月下旬，英军撤过曼德勒后继续向西逃往印度。中国远征军副司令官杜聿明拒绝了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要他撤往印度的命令，决定率军向北撤回云南。孙立人奉命率新38师为第5军殿后。
5月9日，杜聿明见滇缅公路上的密支那已被日军占领，急令各部向西北穿越野人山回云南，并要新38师继续殿后。孙立人当即表示反对，认为绕过密支那经野人山路途较远，且道路艰难，渺无人烟，给养样困难。而目前远征军尚有4个师，不如集中兵力，趁敌立足未稳，夺回密支拿，沿滇缅公路回国。杜聿明不听。孙立人便拒绝服从杜的命令，而按照史迪威和司令官罗卓英的命令，率新38师向西撤往印度。
撤退途中，他亲自端起冲锋枪率领士兵冲锋陷阵，打垮日军多次阻击。部队装备不但没有损失，还收容了数以千计的难民和英印散兵。
1942年5月底，孙立人率新38师到达印度边境。不料英驻印边防军竟要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孙立人见英国人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顿时怒火填膺，下令部队准备战斗。
刚巧，被新38师在仁安羌解救过的英军第1师师长正在该地医院治病，闻知情况后，警告当地英军将领说：“这支中国军是能打仗的，不信你去看看再说吧！”英军将领将信将疑来到新38师营地，孙立人拉出一支仪仗队，在营门口迎接。200名精壮士兵，往营门口一站，就是一堵墙。士兵们军装是破了点，但枪支雪亮，个头是矮了点，但精神饱满。仪仗队前头，摆着2门小钢炮，4挺重机枪。英军将领大为惊异，他见过从缅甸败退回来的英军，为保老命，不用说枪炮，连衣服裤子都扔掉了，只穿件裤衩跑了回来。而中国士兵硬把钢炮和重机枪都扛了过来，真是不可思议。英军将领问中国机枪手是如何把重机强扛过来的？中国兵立正大声回答：“武器是我们的生命。人在武器在。”英国人听后，明白了个中道理：武器是中国士兵的生命，你要缴他的枪，能答应吗？孙立人接着领英国人参观营房，并安排了军事表演。英军将领看完后肃然起敬，态度为之一变。第二天，新38师军容整齐地开进印度。英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10响以表欢迎。
1942年8月，先后到达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和新22师进驻印度兰姆珈训练基地，番号改为中国驻印军。开始装备美械和训练。10月，中国驻印部队改编成新1军，郑洞国任军长，下辖孙立人新38师和廖耀湘新22师。1943年10月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向缅北大举反攻。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38师如下山猛虎般扑向胡康河谷。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日军第18 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手上沾满中国人的鲜血，当然在劫难逃。
占领于邦后，孙立人攻势不减，于1944年2月1日攻克太白加，3月4日与廖耀湘新22师两路夹击攻克孟关。3月9日，孙师113团与美军突击队联手攻占瓦鲁班。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第18师团死伤过半，狼狈逃出胡康河谷。据日军战史记载：“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18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最自信，岂料胡康河谷的中国军队，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使我军损失惨重……全军不禁为之愕然。”
驻印军攻占胡康河谷后，1944年3月14日乘胜向孟拱河谷进攻。新38师113团从左翼翻山越岭迂回到坚布山后方，和新22师两面夹击，29日攻占坚布山天险，扣开了孟拱河谷的大门。4月24日，按史迪威的计划，新38师和新22师分别向孟拱和加迈攻击前进。5月下旬，孙立人从缴获的日军信件中获知：由于日军第18师团主力在索卡道被新22师包围，加迈城内兵力极为空虚，师团长田中新一坐守空城，惊恐万状。孙立人见机而行，不拘泥于原定计划，以 112团秘密渡过南高江，向加迈南面的西通迂回，切断加迈日军的后路；以113团向西进取加迈；以114团向南对孟拱实施大纵深穿插。6月16日，113 团与新22师会师加迈，日第18师团团长田中新一率1500余残兵仓皇南逃。6月25日，孙师114团攻克孟拱。8月3日，中美联军克复密支那。至此，反攻缅北的第一期战斗结束。中国驻印军给日军王牌第18师团等部以毁灭性打击，歼灭日军2万多人，一雪两年前兵败缅甸的耻辱。史迪威称此战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
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部队进行休整扩编，由新1军扩编成两个军，即新1军和新6军。孙立人任新1军中将军长，下辖新38师和新30师（后廖耀湘新6军回国增援国内抗战，其50师编入新1军）。
1944年10月，反攻缅北的第二期战斗开始。中国驻印军由密支那、孟拱分两路继续向南进攻。孙立人率新1军为东路，沿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向南进攻，连续攻取八莫、南坎。1945年1月27日，新1军与滇西中国远征军联合攻克中国境内的芒友，打通了滇缅公路。随后，孙立人指挥新1军各师团继续猛进，3 月8日攻占腊戍，3月23占领南图，24日占领细胞，27日攻克猛岩，胜利结束第二次缅甸战役。
孙立人，率领三十八师（新一军）在印度兰加接受全副美式装备以及训练，战斗力极强，后入缅甸与日军作战，新一军在历时两年的第二次缅战中，共击毙日军 3个联队长以下3万3千余人，伤日军7万5千余人，俘虏大尉以下323人。缴获大炮186座，战车67台，汽车552台，攻取公路646英里。新一军伤亡 1万7千人。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中国军级战斗编制的战绩能和新一军相比。其运用的战术、显示的战力为国内外各方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当时的国际舆论界赞誉孙立人为“东方的隆美尔”。
1945年7月，孙立人率新1军返抵广西南宁，准备反攻广州。同月，应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之邀，孙立人赴欧考察欧洲战场。8月15日，侵华日军投降。9月7日，孙立人率军进入进入广州，接受日军第23军投降。嗣后，新1军进行了休整和扩充，成为国军五大主力之一，号称“天下第一军”。10月，美国请中国派出一支由5万人组成的军队，协助盟国占领日本，并特别希望派遣孙立人的新1军去。然而，此时蒋介石正准备把新1军派往东北打内战，不愿分军占领日本。
1946年1月，孙立人赴美参加联合国参谋长会议。3月下旬，新1军乘美舰在秦皇岛登陆。4月初，新1军、71军在梁华盛指挥下，向四平进攻。4月8 日，“天下第一军”首遭重创，其新38师在昌图以北兴隆泉地区遭到林彪亲率的东北民主联军的伏击，被歼灭1200多人。4月17日，在郑洞国指挥下，新1 军攻占四平以东、以南地区。18日，新1军向四平城区进攻，激战9天，久攻不下，26日被迫转攻为守。5月15日，蒋介石将正在美开会的孙立人电召回国，同时增调10个师的兵力围攻四平。18日夜，孙立人赶到前线重新指挥新1军。林彪见形势于己不利，于当夜率部悄悄撤出了四平。19日清晨，孙立人亲自驾驶一辆坦克，率先冲入市区，不料占领的却是一座空城。
1946年8月，孙立人被任命为东北绥靖副司令兼新1军军长及长春警备司令，率部扼守长春以北、松花江以南各要点。1947年1月，林彪率领12个师越过松花江，发动“一下江南”攻势。在其塔木战斗中，孙立人被林彪围点打援一口气吃掉2个团，气得他大骂杜聿明指挥无方，将他的兵力到处分散，致使林彪得以各个击破。2月，在林彪“二下江南”攻势中，孙立人又丢了1个整团。
孙立人和他的新一军自出关后，再没有什么光辉的传奇了。东北民主联军编了一段顺口溜：“吃菜爱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新一军自称鹰，实际是狗熊，行动像乌龟，打仗像爬虫。”新1军官兵颇不服气，113团2营营长孙蔚民被俘后扬言：“我们军座孙立人将军说过，新1军只打胜仗，不打败仗，你们的总司令林彪将军太不仗义，偷偷摸摸地打，要不我们摆开阵势，重新打一打试试。”
蒋介石对孙立人在东北毫无建树大为不满。1947年4月，蒋介石将他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虚职，其新1军军长之职由黄埔出身的第50师师长潘裕昆接任。同年8月，蒋介石又将孙立人调离东北，任为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部司令。11月，孙立人将陆军训练部迁到台湾，并从新1军调去几百名他在税警总团和在缅甸作战时期的亲信，一同前往台湾训练新兵。1948年10月，孙立人苦心经营数年并赖以起家的新1军随廖耀湘兵团在辽西会战中被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歼灭。
1949年8月，孙立人任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1950年3月，任台湾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1951年5月，晋为二级陆军上将。因与蒋经国不和，1954年6月被蒋介石免去陆军总司令职务，任为“总统府”参军长。1955年6月，台湾国民党当局以孙立人与其部属少校郭廷亮预谋发动兵变为由，对孙实施看管侦训。1955年10月31日，孙立人被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软禁于台中，直至1988年3月恢复自由。 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病逝于台中，终年90岁。
中国有句古话“将军终将马上死,大将难免阵前亡”，作为军人马革裹尸还无疑是最好的归宿，可造物弄人，自古以来名将多不丧于阵前，却亡于朝中，古代有李牧、白起、霍去病，近代有巴顿、孙立人、沙龙，除去正常的生老病死，官场上的勾心斗角是耿直军人们最大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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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将军传 （转载）
孙立人，安徽庐江人。１９００年生。父孙熙泽，光绪甲午科举人，历任登州知府，登莱青胶道台，山东审判厅长等职，为段祺瑞皖系的重要文职人物。后从事教育，曾任北平中华大学校长。
孙立人自幼在家塾中受教，奠定国文和英文基础，后孙随父在山东期间又学德文。时孙方９岁，目睹山东租界德人对华人之欺凌，成为孙投身军事之导引。
孙１９１４年以安徽省第一名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预科。预科共八年，孙因期间受伤病休一年，于１９２３年毕业。其间于１９２１年作为中国国家篮球队先发阵容参加在上海举行之远东运动会，战胜日本，菲律宾，获冠军。
孙于１９２３年清华预科毕业，即来美求学。孙原欲学军事，但其父对当时北洋军阀甚为反感，反对孙学军事。故孙选入普渡大学学土木工程。因其预科已习工程基础科目多门，故入三年级。１９２５年取得工程学士位毕业。即申请得入弗吉尼亚西点军校，斯时其父鞭长莫及，亦无可奈何。孙因已有学士位，故直入军校三年级习文史，１９２７年以文学士毕业。毕业后赴欧考察各国军事后返国。
孙返国后其父因原为皖系大员，欲为子在冯玉祥军中谋一高职，但孙心气甚高，反要自己独立从基层去作起。１９２７年入即现政大前身的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任学生大队队付。１９２８年，蒋介石请来德国军官顾问团，欲建立新式国防军。先成立陆军教导师，孙即请调入任上尉排长，开始其一生的军事事业。孙在教导师表现出众，很快升任少校连长，中校营付，中校营长。１９３０年孙请调入宪警教导总队任上校第一大队长，因其好友，清华预科同期，诺维其军校毕业的齐学启相邀。但不久就因怒打克扣兵饷的军需官，与教导总队长关系恶劣。同年因德国顾问推荐，调任蒋介石的侍卫总队上校付总队长。然孙热衷带兵打仗，对卫队无甚兴趣，１９３２年即请调入财政部税警总团任特科兵团上校团长。税警总团很快扩编为６团２万５千人，孙任第４团团长，驻防江苏海州。
孙立人一生４次练兵，这次海州练兵是第一次，历时６年。期间曾有短暂的离开海州执行剿共，驻防等任务。孙立人把第４团练到如何，可以举几个例子。
１９３３年税警总队调江西剿共。期间参加剿共的共４８个单位举行射击比赛。孙立人税警第４团占了个人前十名的７位，并夺取团体第一名。刘勘８３师在七琴吃紧,在税警第４团赶来增援前就转进了。孙以１个团接下一个师也不行的防地，打破红军的夜袭和粮食封锁，迫使红军放弃对七琴的争夺。
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税警总队奉调到潼关。第４团奉命派一连任总司令部警卫。这个连到任后，除当日服勤务的士兵外，其余仍按孙立人平时规定出操训练。司令部的参谋长发现后大骂连长：“你们是来训练的还是来担任警卫的？”连长说：“我们团的规矩如此，除现场勤务外，每日都要不断训练。”参谋长说：“现在是作战时候呀。”连长说：“平时战时都是一样。”参谋长说：“胡说，我不懂这些洋规矩。”
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税警总团配属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参加凇沪抗战。编为一，二两个支队。司令官分别为何绍周，王公亮。总司令黄杰。孙立人的税警第４团在蕴藻浜和大场两处战役中脱颖而出。当何，王皆因指挥无方而被撤职时孙立人被升为二支队少将司令。防守苏州河周家宅一线，与日军血战两周，孙立人被日军迫击炮击成重伤，全身中弹片十三处，昏迷三天。
１９３８年２月底，孙不待痊愈即匆匆赶往武汉。时原税警总团司令官黄杰被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拉拢，将税警总团凇沪抗战后的余部编为四十师。而五千余伤员就不管了。孙即以这五千人于１９３８年３月重建税警总团。此时税警总团受正规军系统歧视更重，军官士兵来源全要自筹。孙立人努力招回原税警第４团的旧部和军中旧识，又自建军官队军士队训练出下级军官和军士。士兵则慢慢招募，非常辛苦。１９３８年底，移至贵州都匀，正式开始孙立人的第二次练兵。到１９４１年底，所部第２，３，４团和直属队改编为陆军新３８师（第１，５，６团被戴笠吃掉，士兵解散任各处的卫兵〕。新３８师编成后参加军政部战力校阅，名列第一，立刻从丙种师提升为加强师，编入缅甸远征军。孙立人三年练兵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
远征军于１９４２年４月抵达缅甸，准备曼德勒会战。兵力部署是，右翼为英第１军下辖之英缅军第１师，英印军第１７师，英澳军第６３旅，英装甲第７旅。中央为中国远征军第５军，左翼为远征军第６军。后方守备的预备队是远征军第６６军，即新３８师所属的这个军，散布于曼德勒到腊戍的公路沿线。
４月１４日军左翼的三十三师团使用迂回穿插战术，派二一五和二一四联队占领拼墙河南北两岸阵地，将英缅军第一师全部和战车第七旅一部后路切断，包围于拼墙河南的仁安羌。英军反复攻击均告失败，粮弹告竭，又无水源，陷于绝境。４月１５日深夜英缅军总司令官亚历山大元帅向中国远征军求援。４月１６日晚孙立人率本师刘放吾一一三团往援。于１８日凌晨赶到仁安羌，立刻发起攻击，至中午攻占拼墙河以北所有阵地。１８日夜，一一三团第一第二营从渡口以东一英里处偷渡拼墙河，１９日凌晨５时突然向日军侧翼发起攻击，同时第三营于正面渡口强渡拼墙河。日军三十三师团不愧日军精锐，射击准确，逆袭果断，然一一三团激战至下午六时，终于将日军阵地攻破，迫其向伊落瓦底江溃退。到２０日全部残敌肃清。此次战斗救出英军７千余人，并夺回被俘记者教士约５百人。一一三团以寡击众，亦付出重大代价，战死三营长张琦以下２０４人，伤３１８人，全团伤亡近半。
西线战况因仁安羌战斗得以扭转，然东线日军五十六师团却击破远征军第６军防线，迅速直插盟军后方，致盟军全线动摇，不得不放弃缅甸撤退。新３８师这时已接下英第１军防线，掩护已丧失战力的英军撤退，但中线的第５军军长杜聿明却很过分地要新３８师把中线也接下，因殿后阻击战斗是很危险的任务，有新３８师殿后，杜的第５军就可以摆脱开日军，至于新３８师如何以１师之力阻击日军的１８师团，３３师团，５５师团共３个师团，要付出多少伤亡，即使阻击成功如何敌前摆脱接触，他杜聿明自然不关心，只要自己的部队安全就好。孙立人指挥新３８师以逐次抵御，漂亮地进行后卫战斗，幸好日军的３３师团因仁安羌战斗败于新３８师而变极谨慎，前进不力，使新３８师得以以主力掩护中路第５军。
新３８师掩护英军和第５军撤过曼德勒后，英军撤向印度，第５军撤向云南。杜命新３８师继续殿后掩护第５军，在温藻阻击日军，更过分的是要新３８师派１１３团将第５军侧翼要点卡萨也接下。孙立人接受任务后，要求杜聿明将其控制的远征军直属汽车团和第５军直属汽车队共６００余台汽车中拨与新３８师少量，杜一口拒绝，所有汽车均给第５军，一台也不能给殿后的新３８师，连１１３团远去卡萨保护第５军侧翼也不给汽车运输，要１１３团连夜徒步强行军前往。其指挥道德之低下，那也不用再说。
５月８日，远征军将领开会决定如何撤退事宜。时穿插的日军５６师团先遣队已抢占滇缅公路上的密支拿，截断了远征军主力回云南之去路。远征军最高指挥长官史迪威和罗卓英命撤向印度，但皆指挥不动杜聿明，只能指挥远征军长官部撤向印度。杜聿明要撤回云南，但面对刚千里跋涉赶到密支拿，立足未稳且补给缺乏的少量日军却又胆小如鼠，不敢发起攻击，要部队抛弃战车火炮等重武器，及汽车辎重，向西北穿越野人山回云南。孙立人当场提出异议，认为远征军尚有４个半师及战车团重炮团之强大兵力，因立即攻击密支拿，沿滇缅公路回国，野人山极为荒凉，无水无粮，是葬送远征军之绝路。杜自然听不入耳，只是要新３８师继续殿后，阻击日军，等第５军入野人山后尾随跟进。孙立人既无法不让第５军自投绝路，却不能让新３８师也覆灭在野人山。新３８师并非第５军部队，如要讲杜聿明远征军副司令官的职位，则又高不过司令官罗卓英和史迪威，故孙立人决心先完成阻击任务，掩护第５军全部进入野人山后，指挥新３８师撤向印度，总算是对杜聿明第５军仁至义尽了，要知道杜聿明只知让新３８师和日军战斗掩护第５军撤退，那管新３８师的死活。
孙立人指挥新３８师主力在温藻阻击日军两日到５月１０日后，任务完成，即以１１２团殿后，师直属队和１１４团先向北撤向卡萨的１１３团，１１３团从９日起已与日军５６师团迂回过来的部队激战于卡萨。孙带１１４团走到半路，得知殿后的１１２团在温藻被围，未能摆脱日军，而卡萨１１３团虽仍在与日军激战中但地形有利未被包围故有能力自行摆脱日军。孙立人即电令１１３团从卡萨向西自行撤向印度，自率师直和１１４团调头向南，出敌意料，和１１４团里应外合击溃日军的一个步坦联合快速部队，救出１１４团，向西撤向印度，经１７日抵印。新３８师官兵沿途尚从自己亦缺的水粮中省出部分救助数千印度和华侨难民。１１３团亦于不久后抵印。而第５军则在野人山中病饿死大量官兵，其中杜聿明率军直属队和廖耀湘新２２师最后还是撤到印度，１８０００人只剩下三千余难民般的残兵。另跟随第５军后入野人山的６６军第２８师五千人因前面第５军已将树皮草根等都吃完，处境更惨，最后只剩百余人活命。
新３８师抵印边境时虽已历经战斗多日和长途跋涉，但仍军容严整，士气饱满，英印军将领原因见退来的英缅军尚溃不成军，殿后的新３８师必更为溃散，有意解除其武装，但见到新３８师阵地军容后立即肃然起敬改为欢迎。新３８师随后派出１排参加驻印９国盟军联合阅兵式，夺得第一。
１９４２年７月，中国驻印军成军，下辖新３８师，新２２师。开始装备美械和训练，训练地为兰加。１９４３年２月，在驻印军建制下成立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孙立人因第一次缅战有功升兼中将副军长，下辖孙立人新３８师，廖耀湘新２２师和从中国空运入印的胡素新３０师。此次练兵，中美双方之间颇有争执。先是因史迪威换掉驻印军副参谋长温鸣剑，致使孙立人和廖耀湘联名电蒋介石要其迫史迪威收回成命，被蒋压下。后双方在训练上又有歧见，孙廖要在日间的美式兵器教育外更于早晚训练渡河，丛林战，夜战等科目，而美军教官认为会使官兵过于疲劳，最后史迪威同意孙廖意见。何应钦赴印视察训练时特告诫孙立人以中美合作大局为重，避免冲突。１９４３年３月，新３８师因原来战力就强，故首先完成整训，开赴缅北，开始为打通中印公路的第二次缅战。
第二次缅战第一个战役是艰苦的野人山战役。野人山全为原始密林之高山，极为险恶，大部队难以补给，重武器亦无法使用，日军１８师团５５联队以小部队构筑据点逐山防阻，新３８师亦以连为单位轮番攻坚。到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新３８师打通了野人山。此次战役共阵亡连长３０余人，平均全师步兵连连长换过一遍有余，山地丛林战之艰难惨烈和日军精锐１８师团的质素顽强可见。新３８师在野人山中到处见到第５军病困而死将士的白骨，常常是一堆白骨围着枪架而坐。
野人山战役后新３８师１１２团即进入胡康河谷，开始胡康河谷战役，在拉家苏，于邦，临干一线展开。日军兵力为５６联队和５５联队，配有重炮。而中国军队方面因史迪威之参谋长波特纳研判日军兵力有误，以为还是如野人山一般的小股日军，故只有１１２团一团兵力，没有重炮，连团属迫炮连亦未被允可前往，因为补给困难。战斗开始后双方呈胶着态势，日军遂集中５５联队主力于中路于邦，反将前来进攻的１１４团一营的一个多连于１１月２２日包围。这个连就地构筑工事，日军空有兵力火力优势竟历时３４日始终无法攻克其阵地。
１１２团发现当面日军兵力后，即报孙立人。孙即欲率兵增援，波特纳仍不同意，认为补给困难，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孙同史迪威同飞往战场上空观察后，史迪威即同意孙意见。孙立人率师主力增援，急行军２０多日穿过野人山，赶到胡康河谷，１１４团第１，２营用于于邦方向。从１２月２６日起，激战３日，将于邦日军击溃，击毙５５联队长藤井小五郎大佐以下约一千余人。日军１８师团，兵员来自九州岛，以强悍著名全军，历经凇沪，南京，广州，昆仑关，南洋，新加坡，马来亚，缅甸诸多战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次为前所未有之失败。在师团长田中新一报告中言：“进攻于邦之敌军，总是逐次渗透到我阵地侧背，突然进攻，使我军障碍设施和正面火网完全无用武之地。我军本来具有善于热带丛林战的特长也被粉碎，不得不被迫后退，情况不断出现逆转。"
于邦战斗同时，左翼的１１３团３营和１１２团主力在临滨击溃日军５６联队，乘胜追过大龙河。右翼的１１４团３营则在大龙河下游偷渡，迂回退至大龙河右岸的５５联队残部侧背，５５联队在于邦战斗后心胆已寒，见侧背受威胁，立刻仓皇撤退。新３８师轻取胡康河谷日军四大要点的大柏家。
大柏家战斗后，战役进入决战阶段的孟关战斗。１８师团放开正面，意图引诱中国军队进攻工事坚固，地势险要的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孟关，而以主力从右翼包抄进攻孟关的中国军队侧背，一举歼灭。驻印军方面作战计划，是以训练完成的新２２师配属军重炮团和战车营攻击孟关，以新３８师１１２团和１１３团掩护２２师左侧背。
战斗开始后，新３８师即在大比河南岸截住日军的迂回部队，而新２２师在孟关苦战一周，伤亡惨重，寸步难进。孙立人得知新２２师困境后，不经请示史迪威，留１１２团在大比河和日军相持，分出１１３团迂回抄击孟关背后的日军要点瓦鲁班。１１３团于３月５日抵达瓦鲁班，将其包围后发起攻击。被中国军队切断后路的报告当日传到孟关，日军军心大乱，新２２师乘势发起攻击，战车营一举突破日军防线，田中新一和日军从小路仓皇溃退，连师团长官防大印都被缴获。３月９日，１１３团攻占瓦鲁班，缴获日军枪炮弹药堆积如山。胡康河谷战役的胜利，使史迪威将指挥权交回孙立人和廖耀湘两位师长，在此之前，史迪威跨过军直接指挥到师，且师长对本师的命令亦需报史迪威核准后方能实施。此次战役后，孙廖对各自部下的命令只要通知史迪威，无需批准。
３月１４日，驻印军乘胜攻击孟拱河谷。孟拱河谷，从西向东，是卡盟，孟拱，密支拿三大要点。史迪威的作战计划，是以新３８师和新２２师攻击卡盟，将日军主力吸引到孟拱以西，再从空中突袭日军后方的密支拿。
驻印军首先要打开孟拱河谷的大门，即长２０英里的布杰班山天险。新２２师从正面佯攻，新３８师１１３团从左翼翻越险峻的库芒山脉迂回抄向布杰班山后路。１１２团１营则在１１３团更外侧施行更深远的迂回。新３８师在此前已多次以侧翼迂回赢得胜利，田中新一已受教训。然库芒山脉奇险无比，田中认为无论如何大部队无法翻越之。１１３团以无比坚韧之毅力历１４日终于迂回成功，和新２２师两面夹击，只用一天就占领了布杰班山天险。
日军见驻印军势不可挡，即飞调原防守密支拿的１１４联队主力和５６师团１４６联队一部，增援加迈的刚补充完的５５和５６联队。史迪威即以新３０师之８８团，新５０师之１５０团和美军梅利尔特种团长程偷袭密支拿。５月１７日，１５０团突袭攻占密支拿机场，盟军立刻从空中运补重武器，粮弹和增援部队新３０师之８９团。５月１９日，盟军向密支拿发起攻击。然盟军过于谨慎，投入过多兵力警戒掩护，攻击兵力过少，只１５０团一团，无力攻克密支拿。以后日军援兵源源赶到，盟军虽亦以空运增兵，但战机已失，突袭变成了强攻。密支拿奇袭未能达成作战目标，对战局影响甚大，因５月底即将开始连绵数月的雨季，其间空运甚为困难，而密支拿一万多盟军补给全靠空运。非常危险，急需正面我军攻取加迈和孟拱，以打通到密支拿的地面路线。孙立人决心再用迂回敌后战术达成此一作战目的。５月２１日，１１２团奉孙立人命负４日干粮和１个基数弹药插向卡盟背后的西通。１１２团隐蔽地穿越日军多层警戒线，于５月２５日赶到南高江东岸。南高江原水流甚缓，但连日大雨后江面宽达千米且水流湍急。
１１２团以急造器材连夜偷渡，于２６日凌晨突然攻击西通，日军惊惶失措，还以为是伞兵天降，到２７日，１１２团已经完全肃清西通和周围地区的日军第１２辎重联队，炮兵第２１大队１中队，和警备队共二个中队。共击毙日军９百余人，缴获１５５重炮４门，满载械弹汽车７５台，骡马５００余匹，粮弹仓库１５座。２８日，１１２团继续向南北两面发展，击毙日军二百余人，占领粮弹仓库２０多座，日军在孟拱河谷的粮弹辎重大部落入１１２团手中。２９日，日军为挽救危局，以１８师团之１１４联队从加迈方向，第２师团之第四联队和５３师团１５１联队从孟拱方向，配以重炮战车南北夹击１１２团。１１２团两面作战，寸步不让，一直坚持到６月１４日１１３团从加迈方向攻到，南面日军也退保孟拱，共击毙日军二千七百人，日军３个新锐联队全被打残。
１１２团迂回西通，切断加迈日军１８师团后路后，孙立人抓住战机，以１１３团向加迈猛进，加迈日军１８师团各部因后路被１１２团切断，粮弹俱绝，虽欲死守亦无可能。１１３团于６月９日攻克加迈。在１１３团攻击加迈同时，１１４团向孟拱实施大纵深穿插，沿路冲垮日军阻击，于２０日肃清孟拱外围要点。２１日，原从孟拱往援密支拿的５３炮兵联队回援孟拱，在城郊被１１４团伏击击溃，联队长高见量太郎被击毙。
２２日，１１４团在大雨中发起对孟拱的攻击，官兵在没过大腿的泥水中奋勇向前，孟拱日军１８师团，５３师团，第２师团各部都是新３８师手下败将，全无战意，到２５日，１１４团攻克筑有坚固工事的孟拱，田中新一从地道狼狈逃走。至此，已歼灭孟拱河谷日军主力，密支拿城外的盟军亦无须再两面作战和全依赖空运补充，仅剩密支拿尚待攻克。日军从卡萨以５３师团１２８联队和补充完的５３炮兵联队向密支拿增援，于密支拿以南被１１３团和１１４团伏击，激战３天，被大部歼灭。从此密支哪日军再无援可期。新３８师在孟拱河谷战役中歼灭日军１８师团全部，及５３师团，第２师团，第５６师团各一部，击毙日军一万二千余人，自身伤亡尚不到千人。８月５日，盟军历经７８日苦战，终于攻克密支拿。此战盟军先后共投入６个团，即梅利尔特种团，新３０师全部３个团，新１４师４２团，新５０师１５０团，歼灭日军约３千人，自身伤亡约７千人。
孟拱河谷战役结束后，驻印军乘雨季进行休整。新一军扩编成两个军。孙立人新一军下辖李鸿新３８师，唐守治新３０师。廖耀湘新六军下辖李涛新２２师，潘裕昆新５０师，龙天武新１４师。日本中国派遣军为解救５０万缅甸方面军的危局，于６月发动规模空前的一号作战，中国军队精锐大部用于缅甸战场，且蒋介石指挥有误，战局不断恶化。新六军新２２师和新１４师空运回国增援，新５０师留缅编入新一军。
９月，史迪威和蒋介石彻底闹翻，双方因中印缅战区的各种问题观点不一而势同水火，其中特别刺激蒋介石的是史迪威欲以美械装备八路军，史迪威要亲自指挥中国军队特别是远征军。因远征军７个半全美械军的压倒优势兵力从５月起向西攻击日军５６师团腾冲，龙陵一线，付出惨重伤亡历时４个月仍不能得手，反而频频出现险情。从印度向东攻击的仅一个军兵力之中国驻印军则将日军１８师团全部，５３师团，第２师团和５６师团各一部歼灭，打通了滇缅公路的三分之二。罗斯福总统为中美合作大局，将史迪威调回美国。
史迪威和孙立人在共事期间，因训练，作战争执不断。胡康河谷战役孟关战斗中因对１１４团使用而双方大闹一场，孙立人将中印缅战区参谋长，兼驻印军总指挥的史迪威从中午关在师指挥部外直到黄昏。但二人虽然关系一直不是很和睦，却也有耿直的纯粹军人间的惺惺相惜。孙立人频频顶撞，史迪威有气度容纳，是孙立人的幸运。而史迪威有孙立人这样优秀且敢于直言的将领，也是他的幸运。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凡事都不争执，史迪威反不欣赏，除密支拿战斗后期外也不让他参与指挥作战，只让其负责后勤和训练。
史迪威将军在临别之际，向孙立人遗书告别。全译如下：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
亲爱的孙将军：
我已被解除中印缅战区的职务，必须和您分别。要在长时间的并肩战斗后就这样离开您对我来说是很难的。如你所知，我一直坚持中国军队只要有适当的装备和训练，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军队比肩，我很欣慰我们已经有机会将之证实了。您已经充分证示了中国军队的勇敢和能力，而能为此略尽微力让我非常骄傲。没有人能抹杀我们证明了的事实。从此已后，您已是世人瞩目的军人了。您已经为一支新的，善战的国家军队打好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将能够建立起使中国自由和强盛的陆军。您应该以您的此一成就自豪，我希望您能够忘却我们之间以往的所有误会和冲突，把我当作您和中国的朋友。
忠实的，史迪威美国陆军四星上将
新一军经过近２个月的密支拿休整，于１０月１５日开始缅甸反攻第二阶段作战。此时中国远征军已基本攻占腾冲龙陵一线，但伤亡惨重，无力完成原来的任务，即打通滇缅公路从云南到密支拿段。于是重新划分任务，中国远征军负责肃清云南境内日军５６师团的少量残部。中国驻印军接过打通滇缅公路剩余段的任务。
新３８师担任攻击滇缅路要点八莫的任务。八莫守军是日军第２师团搜索联队，１６联队一部，及１８师团５５联队在孟拱河谷被歼灭后重建的一部，再配以重炮和战车各一部。新３８师一路拔除日军前哨据点，于１０月底抵达日军太平江防线。孙立人再用两翼迂回战术，从上下游渡江，突破日军防线，于１１月中包围八莫并攻占八莫外围所有要点。新３８师经过１个月攻坚战，将守军五千余人全歼，击毙八莫守备队司令官原三好大佐，攻克了工事要塞化，号称至少能坚守三个月的八莫。缴获仅重炮即有２８座之多。当时正是中国国内战局最危急时刻，日军攻克桂林后再克独山，都匀，重庆震动。新３８师攻取缅北重镇八莫将中国国内民心士气大为振作。
新３８师攻击八莫同时，孙立人命新３０师绕过八莫，指向八莫以南４０英里，位于中缅边境的南坎。１２月３日，新３０师前锋９０团与北上增援八莫的日军遭遇。日军兵力为重建的５５联队主力，重建的５６师团１４６联队一部，炮兵１８联队一部，辎重工兵各一部，和新锐的４９师团１６８联队全部。１４日，日军集中主力强攻９０团３营防守的５３３８高地，从日到晚一昼夜间连续冲锋１５次，遗尸１２６３具，９０团乘势反击，日军丢弃大量枪炮弹械逃走。在９０团和日军激战同时，８８团，８９团，１１２团，１１４团从侧翼绕过直取南坎，于１９４５年１月７日将南坎包围，１５日，在大雾中一举攻克远征军两次攻击不能攻克的南坎。新一军又应远征军之请围歼位于老龙山，芒友的日军５６师团。新３８师主力于２２日攻克中国境内的芒友，滇缅公路就此全部打通。同时１１４团将５６师团向南出路封锁并阻击北上增援的第２师团第４联队。新３０师攻取老龙山，再于２月８日取南巴卡，将５６师团残部大部歼灭。新一军继续前进，连续攻取新维，腊戍，将第２师团，第４９师团残部歼灭。这时新一军右翼队的新５０师经过半年战斗，先后攻克万好，南保，南杜，西保等要点，最后于３月３０日攻克乔美，歼灭５６师团最后的残部，结束了缅北作战。
新一军在历时两年的第二次缅战中，共击毙日军３个联队长以下３万３千余人，伤日军７万５千余人，俘虏大尉以下３２３人。缴获大炮１８６座，战车６７台，汽车５５２台，攻取公路６４６英里。新一军伤亡１万７千人。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中国军的战绩能和新一军相比。
孙立人率新一军在缅甸作战期间和战事结束回国以前，尽全力救助缅甸华侨，故后来１９５０年第８军第２６军残部退入缅甸后得到华侨在兵源，钱粮上的全力支持，得以在缅甸站稳脚跟。
１９４５年６月，新一军奉调回国，编入第二方面军序列，从南宁出发，向广州攻击前进。８月１５日，日本向盟国投降。９月７日，新３８师进入广州，特务营占领原沙面英租界布防，师炮兵营在宝安海岸构筑阵地，炮口对准海湾中的英国军舰。新一军驻防广州期间，孙立人用３千日本战俘修建了位于白云山马头岗的新一军阵亡将士公墓。因抗战已胜利，即命投入新一军中的共一千多青年学生退伍。
以一个军歼灭日军十余万人１９４６年１月１日，孙立人奉命参加联合国参谋首长会议。２月１７日，新一军开始奉调船运秦皇岛。３月下旬全军运抵东北。随即北上铁岭，锦州，辽中，沈阳，新民等地，并无大的战斗，倒是驱逐了一些每日抢劫强奸的俄军。
４月５日，新一军奉命出铁岭北进，经开原，昌图，攻击四平的林彪主力。新六军，５２军出辽阳抚顺南下攻击本溪的南满共军。
４月７日，左翼的新３８师１１３团前进到昌图以北的兴隆泉，遭到预伏的林彪亲率的１师，３师８旅，１０旅的包围。１１３团在包围中激战到４月１０日，１１２团和１１４团已从外围逼近，林彪解围而去。新一军继续北上，攻占鸶鹭树双庙子泉头一线，逼近四平。４月１６日，刚投入四平方向担任左翼迂回的７１军主力在四平近郊金山堡遭受重创，丧失战斗力，只剩下新１军独力从正面强攻四平。这时新１军没有军长在营已有４月有余。大战在即却仍不见带领他们一齐斩关夺隘，横扫印缅的军长归队，全军将士士气浮动。熊寿辉派郑洞国临时指挥新１军。郑洞国虽是新１军第１任军长，但一直在后方负责后勤，训练等，在新１军将士心中的威信无法和孙立人相比。故从４月２１日开始攻击四平，３个师长都态度消极，火炮打得凶，地面步兵却不努力攻击。
５月１０日，蒋介石不得不电召仍在华府开会的孙立人回国统率新１军。５月１５日，孙立人赶到新１军军部，连夜制定攻击计划。５月１６日，新５０师从正面攻击，新３０师和新３８师从侧翼攻击，孙立人亲到各师前沿，新１军官兵见军长回来了，士气大振，奋勇猛扑林部防线。５月１７日，新５０师１５０团首先突破，攻克四平东南制高点五顶山，林彪指挥部队连续反击，始终无法夺回。５月１８日，新３８师１１４团突破四平东北防线，新３０师８８团突破城南防线，林彪弃守四平。这时廖耀湘新六军前哨刚赶到四平东面的火石岭子，杜聿明却在报纸上发表廖耀湘攻克四平。孙立人在第１次缅战坚持己见率新３８师西去印度，全师得脱险境，杜聿明率部第５军走野人山，病饿死无数将士，最后还是到印度。孙的新３８师一直掩护第５军到撤进野人山，只有杜对不起孙，决无孙对不起杜，杜却从缅战后一直忌恨孙。其实，孙虽从师长升为军长，但那是有歼灭１０万多日军的战功在背后的，杜从第１次缅战后并无对日一战，抗战胜利后却仍高孙一级，背后除了用野人山里第５军将士的累累白骨和昆明兵变解决龙云来对蒋介石个人表示的忠心还有什么？
新一军攻克四平后，杜聿明命新一军尾随林彪攻击中长路上下一个要点公主岭。廖耀湘新六军则从四平以东超越公主岭直取长春，这样部署之用意自是要把占领长春的功劳给他的旧部廖耀湘而非孙立人，因公主岭已筑有防线，是林彪计划中要固守的要点。不料孙立人带新一军飞兵猛追，林彪刚退到公主岭，孙立人亲率新５０师强渡辽河，攻击公主岭，林彪匆忙北撤，属下各部也各自夺路乱走，再无法有有组织的抵抗，不但公主岭一日即失，连长春也没有守。５月２３日，新５０师１５０团和新３８师搜索连分别从南面和东面进入长春。５月２４日，新３０师攻占怀德，新３８师出长春继续向北追击，新５０师在长春城内布防。此时南满鞍山海城的６０军１８４师告急，杜聿明命整个东北国军中位置最北面的新一军的新３０师和新３８师南下去救，新５０师留在北满归廖耀湘指挥。杜的作战命令中，令新３０师于２６日集结于四平，新３８师于２７日集结于四平，解救鞍山海城的１８４师。这个命令的荒谬，首先在于新一军离１８４师最远，且已在战斗中展开，集结须时，即使新３０师和新３８师能按杜的命令于２６日，２７日集结于四平，再赶去鞍山海城，１８４师早就被歼灭了。再次，即使要新一军去救，也因应以集结在长春立刻就能出发的新５０师去救，而非展开中的新３０师和新３８师。杜聿明的用心，无非是要借次机会将新５０师从新１军分出而调入新６军，因密支拿整编后本将新５０师编入新六军，后新六军空运回国，新５０师留缅编入新一军。
２４日蒋介石召见孙立人，听了孙报告后，可能也觉得杜聿明做得过分又笨拙，只是为了顾全杜的面子，命新３８师休整以后去南满帮助扫荡一下就回北满，新一军主力还是留在北满。
新一军继续北进，占领德惠农安等地。６月４日，新５０师１４９团渡过松花江。６月５日，攻占陶赖昭车站。６月７日，马歇尔将军等三人军事调解小组下令新一军停战。孙立人即留一连防守陶赖昭桥头堡，余部返回松花江以南。
东北停战以后，国军方面立刻就暴露出兵力不足之问题，盖国军占领大量土地，皆因林部四平一战后一直被国军紧逼而缓不过气来，一旦双方停战，林部立刻就显示出兵力雄厚的优势。以划分给新一军的防区为例。东起老爷岭，西迄农安，北抵松花江北岸，南达公主岭，正面宽达３００英里。要有连贯的防线决无可能，只能行据点防守，被林彪围点打援将是不可避免。而蒋介石的军事思想，土地比任何都重要，收缩防线主动放弃一些地方是决不允许，总要到连部队和土地一起送掉才死心。
东北停战４月，１０月初南满共军三纵四纵发起攻击，东北战事重起。１２月底，杜聿明率主力南下攻击３纵４纵，林彪就于１月初一下江南，率１，２，６纵和３个独立师，先包围其塔木的１１３团１个营，再歼灭来援的１１３团主力，最后再攻克其塔木。２月，林彪率１，２，６纵，３个独立师和１个炮兵师二下江南，先在城子街歼灭８９团，再围攻德惠新５０师。杜聿明命新５０师突围，师长潘裕昆请示孙立人。孙命新５０师不要理杜的命令，坚守德惠，自带３个团增援德惠。为防林彪围点打援，孙立人带３个团长程迂回，于３月３日赶到德惠，林彪解围撤回江北。此役，１４９团因坚守德惠被蒋介石赐名中正团，１４９团２连防守松花江北岸陶赖昭桥头堡，陷于战线后３０英里，被２４倍以上共军围攻２４天而坚守成功，被蒋介石赐名中正连。林部四平败于新一军后，为鼓舞士气，消除对新一军的畏俱心理，提出“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德惠之役后，反流传“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兵”。
３月，林彪三下江南，先重创７１军，再包围杜聿明和新２２师于农安。杜惊慌失措，急电九台新３０师救援。唐守治率新３０师迂回往援，避开了林彪的围点打援，林彪解围而去。但杜仍在其后的军事会议上指责唐守治，孙立人因此和杜当场闹翻。杜告蒋介石将孙立人调离新一军，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官的虚职。孙立人于４月２６日，将新一军交接给下任军长潘裕昆，不久即回南京，升任陆军副总司令官兼陆军训练司令官。７月孙立人在南京成立陆军训练司令部。１０月，孙立人选定台湾凤山为新军练兵基地，开始他一生最后一次练兵。１１月，孙立人将陆训部迁到凤山，并调新一军教导总队第９期毕业学员入台作为示范队。
孙立人的原来的新军训练计划是要以新兵训练。但当时已无可能，改为训练现有部队。１９４８年１月，凤山陆训部的训练机构定名为第４军官训练班。青年军２０１师随后抵凤山受训。
１９４９年８月陈毅华东野战军部叶飞１０兵团攻克福州，１０月又克厦门，准备攻击金门。金门守军为李良荣２２兵团，其中第５军共三千人守小金门，第２５军４０师五千人守大嶝，第２５军４５师五千人守大金门岛，２２兵团司令部和第２５军军部和直属队共６千人也驻大金门。第２５军已是第３次重建之部队，此前先在碾庄，后在福州被歼灭，战力较弱。李良荣８月赶到金门后即急电台湾请孙立人派新军增援。这时台湾只有８０军下辖之青年军２０１师，２０６师，２０７师。其中完成训练的只有２０１师。孙立人即命郑果２０１师师直属队和６０１，６０２团约七千人船运金门，配属２５军。２０１师６０３团赴马尾掩护其他部队上船后返台湾。李良荣在金门校阅２０１师后，写信给孙立人言：“２０１师的精神纪律及战斗技术，均为今日部队中的最优越者，金门有此一师，乃敢夸言稳固，此皆吾兄忠诚及智慧所得之结果。” １０月１２日，胡琏１２兵团从汕头撤退，其中１８军共八千人退到金门。金门岛防区划分，以最强的２５军２０１师守适宜登陆的西区北半部，次强的２５军４５师守东区北半部。１８军守东区南半部，２５军４０师１０８团守西区南半部。
１０月２４日夜，叶飞１０兵团以３个团向金门发起攻击。左翼队２４４团在属６０２团防区之琼林登陆，中央队２５１团和右翼队２５３团在６０１团防区之古宁头到林厝间登陆。叶飞的战法，明显有轻敌的意味。一旦上岸，即不顾一切向纵深猛插，除２５３团因地形所限而大部被压缩在古宁头外，２５１团和２５３团都穿过滩头阵地向第２线防守阵地冲去。这样的战法，用于战意薄弱的敌手是可以的，但对２０１师，反而陷在滩头阵地和第二线阵地之间，腹背受敌。凌晨后，６０２团投入预备队第１营配以战车３团１营反击，很快将２４４团击垮，冲到海边和团主力会合，随即向左旋转，将２５１团压缩到古宁头。１４师４２团留在林厝负责肃清２５１团约１个排。
２５日下午，投入１８军１１８师和１９军１４师４０团攻击古宁头的南山和北山村。２６日凌晨，投入６０１团预备队第１营从湖下涉水绕到古宁头海滩上岸，和仍坚守在海滩上的第３营８连里应外合，攻占滩头阵地，再和１２兵团各部合围。于下午攻占古宁头全部。最后打扫战场于２７日上午结束。金门之战，后因孙立人下台，胡琏１２兵团增援被称为胜利关键。但实战中，２０１师投入部分预备队后独立完成了反击，将对方压缩到古宁头，然后１２兵团２个师方真正参战。由于叶飞没有船无法大量增援，即使没有１２兵团，２０１师也能独立结束战斗。实际上，由于１２兵团是被歼灭后重建的部队，战力很弱，反而拖延了战斗。胡琏在其“金门忆往”书中述４２团团长李光前阵亡一节中即可看出１２兵团战力之弱：“其第二营一班长告我曰－本团之武器，乃收缴福建广东叛变之保安团队之武器，腐旧不堪用。我营只有五挺轻机枪，两挺打不响，三挺不能连放。团长见火力不能压制敌人，遂决计冲锋，但兵又都是新募集来的，伏地不起，团长乃身先士卒，冲锋而上。”而４２团围攻的只是２５１团一个排而已，最后这个排还大部突围而出到古宁头。而原在大陆就曾配属１２兵团作战的战车３团１营１连长胡克华亦说：“像这种装备不全，连枪都不会放的新兵，如果没有战车营，这些人不是变了炮灰，恐怕亦准做俘虏。”
１９４８年底，孙立人兼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司令长官和台湾防卫司令。１９４９年８月，升台湾防卫总司令。制定实施台澎防卫计划，构建全岛防卫工事体系，整训撤台的８０万败军。１９５０年３月，升陆军总司令。到１９５１年４月，台澎所有部队１０个军都已经一年以整训，从刚到台时纪律全无，装备寡劣，多为抓来壮丁的一群溃兵变为编制充实，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很有战力的军队。
然国民党内军政各派系，是所谓内斗内行，外战外行。孙立人做事认真不讲情面，一切秉公办事，将各个派系如蒋经国，彭孟辑的政工情治系统，黄埔系的陈诚，周至柔，俱都得罪，即成众矢之的。蒋经国要学习苏俄的做法，将其政工系统控制军队，而政工人员质素却又低下，故为孙立人所抵触。陈诚，周至柔，则因黄埔系已是其土木工程系的一统天下，却因孙立人任陆军总司令，反对军队分派系，而势力受挫。除各系对孙的攻击外，令蒋介石对孙怀疑的则是孙立人公开讲的军队国家化的建军理想。盖蒋视国军为其私人军队，孙立人要军队国家化，岂非威胁蒋的独裁？而孙本人，并未看清其对蒋的忠诚，同其对国家的忠诚，其实相互冲突。故直到针对他的“孙立人兵变”案发生仍茫然不觉。
孙立人兵变案，正称郭廷亮匪谍案。１９５５年５月２５日，陆军步校少校教官郭廷亮被政工系统从校中逮捕。其后台湾即传闻有兵变企图被侦破，而兵变涉嫌参军长孙立人上将。
海外舆论亦予以高度关注，各种猜测俱有。８月２０日，蒋介石总统令发表，称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同日，由新闻局发表案情，云郭廷亮在任新３８师炮兵营长于东北作战时投入共产党谍报组织。来台后从事渗透颠覆活动，１９９５年５月预谋发动兵变，被缉捕。孙立人因失察而引咎辞职，并请查处。由特设之九人委员会详察此案。委员会由陈诚为主任。１０月２０日，委员会发表调查结果，即将案情同样重述一遍，同日再发总统令，云据九人委员会调查结案，孙已辞职，即毋庸议处，由国防部查考，以观后效。但海内外舆论皆因此案详情始终没有发表而对此案性质多有怀疑。９月２０日，监察院部分委员联名提出议案，要求由监察院依照宪法授权，成立调查委员会对此案调查。即成立曹启文为首的五人委员会，到１１月２０日完成调查，不料此调查未发表调查报告，成有头无尾之状。另外此案共判郭廷亮等３５人，都是中下级军官。首犯郭廷亮为无期徒刑，其余有１５年，１０年，８年数人，大多是４年。当时震动世界的孙立人案就此结案。孙立人就此被软禁在台中，在家中种花养鸡，教育子女。直至1988年3月恢复自由。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病逝于台中，终年90岁。
另载：孙立人率领三十八师（新一军）在印度兰加接受全副美式装备以及训练，战斗力极强，後入缅甸与日军作战，新一军在历时两年的第二次缅战中，共击毙日军３个联队长以下３万３千馀人，伤日军７万５千馀人，俘虏大尉以下３２３人。缴获大炮１８６座，战车６７台，汽车５５２台，攻取公路６４６英里。新一军伤亡１万７千人。论军事能力，孙将军绝对能挤进当时世界的名将之列。
二次大战在中南半岛，和英军联手重创号称日本最强的第十八师团，二十万日军死伤过半，日本称这场战役为地狱战役。
孙立人将军的成名战役，是仁安羌之役，率领新38军的部队，将一个师团的日军击退，孙立人奉史迪威之命亲率113团星夜驰援，18日淩晨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至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一个大队，解除了七千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馀人。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後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退数倍於己的敌人，救出近十倍於己的友军，轰动全球。之後，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四等云麾勋章。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是第一个获得这种勋章的外籍将领。
从此之後，孙立人这个名字，让日军胆寒。
在英军的指挥下，孙立人的部队随英军撤往印度，由孙立人断後，撤往印度的英军，狼狈不堪的逃回，孙立人的部队却整齐划一的进入印度，孙将军果然不一样。
撤退途中，他亲自拿起冲锋枪率领士兵冲锋陷阵，打垮日军多次阻击。部队装备不但没有损失，还收容了数以千计的难民和英印散兵。
不料英驻印边防军竟要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孙立人见英国人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顿时怒火填膺，下令：部队准备战斗。
所幸，被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解救过的英军第一师师长出面调解：这支中国军是能打仗的，不信你去看看再说吧！英军将领到新三十八师营地，孙立人拉出一支仪仗队，在营门口迎接。２００名精壮士兵，往营门口一站，就是一堵墙。士兵们军装是破了点，但枪支雪亮，个头是矮了点，但精神饱满。仪仗队前头，摆著２门小钢炮，４挺重机枪。英军将领大为惊异，他见过从缅甸败退回来的英军，为保老命，不用说枪炮，连衣服裤子都扔掉了，只穿件裤袜跑了回来。而中国士兵硬把钢炮和重机枪都扛了过来，真是不可思议。英军将领问中国机枪手是如何把重机强扛过来的？中国兵立正大声回答：「武器是我们的生命。人在武器在。」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如下山猛虎般扑向胡康河谷。
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第十八师团死伤过半，狼狈逃出胡康河谷。据日军战史记载：「在九州编成，转战中国，素有把握的第十八师团，与中国军战斗最自信，岂料胡康河谷的中国军队，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使我军损失惨重……全军不禁为之愕然。」
中国驻印军给日军王牌第十八师团等部以毁灭性打击，歼灭日军２万多人，一雪两年前兵败缅甸的耻辱。史迪威称此战为：「中国历史上对第一流敌人的第一次持久进攻战。」这才是真正的两岸军队。
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後，部队进行休整扩编，由新一军扩编成两个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人任新一军中将军长，下辖新三十八师和新三十师（後廖耀湘新六军回国增援国内抗战，其五十师编入新一军）。
与滇西中国远征军联合攻克中国境内的芒友，打通了滇缅公路。随後，指挥新一军各师团继续猛进，３月８日攻占腊戍，３月２３占领南图，２４日占领细胞，２７日攻克猛岩，胜利结束第二次缅甸战役。
１９４６年８月，孙立人被任命为东北绥靖副司令兼新一军军长及长春警备司令，率部扼守长春以北、松花江以南各要点。１９４７年１月，林彪率领１２个师越过松花江，发动「一下江南」攻势。在其塔木战斗中，孙立人被林彪围点打援一口气吃掉２个团，气得他大骂杜聿明指挥无方，将他的兵力到处分散，致使林彪得以各个击破。
２月，在林彪“二下江南”攻势中，孙立人又丢了１个整团。孙立人和他的新一军自出关後，再没有什光辉的传奇了。东北民主联军编了一段顺口溜：「吃菜爱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新一军自称鹰，实际是狗熊，行动像乌龟，打仗像爬虫。」
虽然孙将军在东北打了多次败仗，但都是有人在扯他後腿，要不然也不会有其他资料显示共产党数次惨亏在他的手上。 共军曾在东北流传一句话：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兵。孙立人在东北将林彪打的抱头鼠窜。不然怎麼林彪怎麼会教大家唱：「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兵」？林彪还发动五次松花江攻势,全遭孙立人一一击溃。若不是杜聿明撤他後腿，还把孙立人搞离东北，共产党还会雄霸大陆吗？
3月下旬，新一军乘美舰在秦皇岛登陆。4月初，新一军、71军在孙立人指挥下，向四平进攻，瓦解了杜聿明五个月来与林彪对峙的僵局，五日内又攻陷长春，战功彪炳，也引来黄埔系及长官杜聿明的不满，期後瓦解林彪五度下松花江的攻势，共军几乎溃灭，身在哈尔滨的毛泽东跟周恩来都化名准备逃往苏联，但随後，黄埔系的长官们开始了对孙立人的整肃，杜聿明屡次发电向蒋介石批评孙立人，蒋介石基於师生的情谊也同意了他所有的要求，蒋介石将他升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虚职。
孙立人离开东北之後，毛泽东开庆祝会道：「我们唯一的敌人被杜聿明赶走了，东北将是我们的天下了。」东北战局由此逆转。
孙立人苦心经营数年并赖以起家的新一军随廖耀湘兵团在辽西会战中被林彪的东北野战军歼灭。东北情势完全如毛泽东所言，收入了共产党的口袋，毛泽东曾感叹的说道：孙立人是中国近代最勇敢及最善战的将军，可惜他生错了地方。
孙立人和他的新三十八师、新一军，在远征缅甸，协同盟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东征西讨，克强敌屡建战功，其运用的战术、显示的战力为国内外各方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当时的国际舆论界赞誉孙立人为〔东方的隆美尔〕。
军人之楷模
“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台湾文坛有此一说。不只因为他俩是“难兄难弟”，而是值得一写。其实叶公超比孙立人要走运得多，他虽遭蒋介石罢黜，但人是自由的；而孙立人则被软禁33年之久，固有人称之为“第二个张学良”。
水落石出。随着蒋介石父子一手遮天的时代一去不返，历史的天空终还孙立人月白风清的本色。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孙立人（1900—1990），字抚民，号仲能，安徽舒城人。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孙焕庭是举人，曾任山东登州知府；伯父孙泓泽是进士，曾任台湾沪尾海关监督。孙氏门庭注重文化教育。孙立人六岁上私塾，后随父移居青岛，就读于一德文学校。孙立人自幼喜打抱不平。某天，他与小朋友们在海边玩耍，忽然冲来几个德国小孩围攻一个中国小男孩，孙立人立刻斥责那群德国小孩。这时，一个大一点的德国男孩突然打了孙立人一记耳光。孙立人没有哭，但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却烙下了耻辱的印记。他决心长大后习武，保卫国家，不受外国人欺负。
1914年，清华学堂在安徽招5名学生，千余人应试，孙立人名列第一。父亲孙焕庭送孙立人一方砚台，上铭孔子的话：“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孙立人毕生将此当做座右铭，警策自己。
清华首任校长周贻春，对学生管理甚严。孙焕庭亲自将孙立人送到周校长面前，说：“请你把我这个孩子就当做你的小孩子，有什么不对就打，打死了我都不心痛。”孙立人在清华生活了9年（其中一年因运动受伤，休学），与闻一多、梁实秋、吴文藻、吴国桢、梁思成等同窗。清华的严格管理和体育盛风，培养了孙立人的军人素质。在清华，孙立人对体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足球、篮球健将。1920年任校篮球队长，率队出征，获华北大学联赛冠军。次年，入盟中华篮球代表队，参加第三届远东运动会，战胜日本队、菲律宾队，夺得远东运动会篮球冠军。同学们称他是“站人”——一个站立的五尺男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孙立人的同学闻一多连夜抄写岳飞《满江红》，贴在饭厅门口，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孙立人想起儿时在青岛所受的耻辱悲愤填胸，与同学们在体育馆门前举行“国耻纪念会”，当场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张。此誓。”
这年的6月，孙立人在清华《癸亥级刊》上发表《守财奴》，短短二三百字，活画出江南江北两个富翁对穷人的不同态度，彰显了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对财富鄙视的情操。
1923年，孙立人从清华毕业，并考取公费留美。他本想学军事，后屈从父愿到普渡大学学土木工程。在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孙立人总觉壮志未酬，毅然弃文习武，赴弗吉尼亚军校（V.M.I）学习军事。
弗吉尼亚军校是美国著名的军校，与西点军校比肩，是马歇尔、巴顿将军的母校。学校的生活完全是斯巴达式的，室内无自来水、暖气，没有洗澡间，老式厕所。伙食差得不堪想象，面包硬得像鞋底。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轮流值日。该校还有一大“特色”，老生喜欢打“老鼠”（新生）。一名新生由一位四年级的老生当监护人，即令新生没有触犯校规，教官和高班生也喜滥施惩罚。当年马歇尔刚入校，被老生打成重伤，却坚持不说出那个打他的老生的名字，被传为美谈。起床后，老生站满楼道，孙立人等新生跑出去集合，要经每个老生没头没脸打一拳。一次孙立人被打昏倒地，醒后爬起来再跑，跑慢了还要挨打。老生常罚他洗衣洗袜，把烟头按在他的颊下，皮肉烧得滋滋响。他在学校食堂吃了一年的饭，从来不敢抬头，老生放下刀叉，他也必须立即起身走人。连食堂天花板是什么颜色都不知道。这一年的“老鼠”生活，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磨炼其坚忍刚毅的军人风格。他由一个白面书生被训练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
1927年6月，孙立人从弗吉尼亚军校毕业后，到英、法、德等国考察军事，次年回国，正式开始他的职业军人生涯。
“爱兵如子”
孙立人幼承庭训，秉承中华孝悌忠信的传统，以尊人伦、崇道义、言忠信、行笃敬为生命本色。他又受西方教育的熏陶，融合中西，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带兵方法。他的旧部交口称赞他的严教与慈怀：“爱兵如子”。
1934年孙立人任税警四团团长，驻防浙江。某天，他见操场上一只大狗在狂追一只小狗。小狗夹着尾巴逃命，大狗也追累了，停下不想再追。可有人仍指挥大狗去追。孙立人一眼认出那人是九连排长李广才，将其呼了过来，责问他为什么要如此。李排长很尴尬，说不出理由。孙立人说：“你们连长保你升中尉的公函已到团部，现在好啦，罚你三个月不准晋级！”孙立人晚上训话时，批评李排长助大狗追小狗是以强凌弱，不道德，说应该帮小狗才是。同时对李广才表示悔改的态度予以肯定。
淞沪抗战时连长徐永受伤，右腿被锯掉。数年后，孙立人在贵州都匀驻防，想起了这位老部下。他问属下袁子琳徐连长现在何处。袁告诉他，徐连长装了义腿，现寄住昆明一亲戚家。孙立人即将徐永招来，派他到政训室当干事，并亲自关照政训室主任要照顾他一点。
对于自己的过失，孙立人有闻过则喜的雅量，且从善如流。
税警团的日子，孙立人一直坚持生活在基层。一双皮靴穿了十多年，马裤也打了补丁，从不开小灶。到连队与士兵一样坐在地下吃饭，盛饭也自己动手，边吃边与士兵聊天。某天到临时军训队公干，中午在队部吃饭，伙夫送上饭菜时，孙立人见菜里有一只小虫，立即把伙夫叫来，罚他跪下。在侧的司书袁子琳见状，也放下筷子呆呆地坐在那里。孙立人问他怎么不吃，袁说吃不下。孙立人马上意识到了什么，让那伙夫站起来了。饭后，孙立人对袁子琳说他绝对没有军阀习气，只不过一时气急，又说：“你以后凡是发觉我有任何处置不当的事，不要怕，尽管说好了，我会改的。”
孙立人治军之严是有名的。骄上谦下，不损同侪。
“经济公开，用人公开，训练严格，管理严格”是他提出的口号。在用人上，他从不任用半个私人。在编练税警时，军需方面的官佐都是由盐务局指派。上级或同僚推荐的，他要自己考察后再决定取舍。老部下晋升也不占便宜。他公开表示“老部下，新部下，都是我的部下。”唯才是举。后来到台湾，他曾向“国防部”提出要“参谋大学”的前三名毕业生，上面不批。后来，“国防部”塞来一些无真才实学的“关系户”，也不买账。
抗战时，部队的家属都留守在西南边陲某县城。某次，由于战局变化，组织紧急大撤退，而他本人却在前线。他给留守处处长下了一道死命令：“排长的眷属没撤完之前，连长的眷属不准上车；连长的眷属没有撤完之前，营长的眷属不许上车。以此类推。”同时另立一条：留守处长及眷属和他自己的太太（孙夫人）必须坐最后一班车撤退。
孙立人在税警团时，对全团所有的士兵都能直呼其名。他在全团大会上自豪地说：“全团班长下士以上的，白天在一百公尺里，夜间只要有点点月光，三十公尺之内，人向前走，我在后面一看，都可以直接喊出他的名字来！”
他的察人之术也挺有趣，注重“点名注记”。观其仪表做记录，分A＋、A B＋、B若干等。凡在B以下的人，其他条件再好，一般不用。此举看似有点“唯心”，但据知情者说，曾任“行政院长”的郝柏村当年的点名注记就是A＋，全军唯一。另一位伙伴，点名注记是B－，申报受训、提升多次被打回票。后同事们出于同情为他改为B＋，受训了，提升了。不过后来发现此人果然品行不端，做了不少出格的事。
1943年，孙立人麾下的学生大队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刘里悦自杀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军心混乱。刘是沦陷区逃亡青年，为报国雪耻，弃笔从戎。可当他见到政府偏安后方贪污腐败的现象后，愤而自杀。孙立人当时作为新三十八师的师长，召见了死者的一位朋友，那人天性耿直，当孙的面冲口而出：“我们认为师长骗了我们！”弄得孙立人很难堪。但孙立人没有训斥他，第二天亲自为200多名知识青年兵上课，讲述自己从军的目的及经过，以及在军校的磨炼……慢慢地稳定了部队的情绪。
孙立人表面威严，但其实颇仁慈。他喜欢与下级开玩笑。1944年，在缅甸前线，他与史迪威、郑洞国于一个中午到部队视察。他头戴钢盔，肩扛步枪，见到九连连长王学义坐在地上吃饭，幽默地喊“报告连长！”连长一见三位将军，顿时紧张。孙立人便说，“你是连长，我是一等兵。”一句话，把全连人都逗笑了。当时有个17岁的战士曾文斌，十分调皮，对孙立人说：“你说你是一等兵，我是上等兵，比你还高一级！”“是，报告上等兵！”孙立人风趣地对曾文斌持枪敬了个礼。第二年在战场上，孙立人又遇到已当上班长的曾文斌，竟一口叫出了他的名字！
1947年,孙立人发现社会上有许多15以下的少年，为使他们免遭流浪，荒废前程，孙立人便将这些少年组织起来受训，以年龄编队，将其命名为“幼年兵”，多达1300人。这些孩子称孙立人为“幼年兵之父”。那时，他自己还没有子女，就认了6个烈士遗孤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为义子。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揭钧及著名天文学家李严即是其义子。1953年，“幼年兵”解散，孙立人送每人一张自己的签名照。孙案发生后，这些照片都被收缴，有的人还被株连。孙立人组建的女青年大队队员黄珏（后为大学教授）等因孙案被判10年刑。有个幼年兵，太不懂事，罪当死，但孙立人怜其无知，不忍行刑，在档案上录下“记死一次”，冀以自新。
孙立人视察部队，往往拣蹩脚处，查伙房，看厕所，关心士兵健康。他发现有不少战士患夜盲症，就给部队增发鱼肝油；军中出现脚气病，他请清华大学的老同学想法从糖厂废料中提取酵母，制成酵母片来治疗。他还指令军法处改善囚犯生活，指示“囚有诉，必以听，有疾者，必以问”，并训示执法者要“三慎”：“须慎拘留，慎决狱，慎刑罚。”
孙立人特别念旧。面对他获得的英国皇家勋章，他对当年《中央日报》的随军记者说：“这个勋章，是我弟兄们的鲜血换来的哟，我一个人赏受荣誉，我心实在难安呀！”
仁安羌战役，为解救英军，营长张琦壮烈牺牲。孙立人下令步兵团抢回张琦的遗骸，为张亲选墓地，自绘葬图，令工兵连夜造棺、安葬。他对抢遗骸的步兵团长说：“如果不抢回张营长的遗骸，我对不起他的父母。”1988年，他忽然想起张琦，心中不安，想方设法向“国防部”为张琦申请抚恤金，并将美国追赠张琦的银星勋章托人带回大陆，于1989年转交给张的独生女儿张锦兰。
与他有总角之交的烈士齐学启副师长，与他在清华同学9年，在“一、二八”、“八·一三”战役中屡建奇功，后于缅战中壮烈殉国。孙立人一直缅怀于心。他派旧部回大陆专门去齐的墓上代为祭扫，却发现墓已不存，于是出资6000美元，托旧部刘立忠、彭克立与湖南省有关部门联系，于1990年初终将齐学启遗骸移葬于岳麓山，并亲撰墓志铭。此事办妥后，孙立人长吁口气：“故人安眠地下，吾愿偿矣。”
在孙立人被囚禁的岁月里，每逢上元节，他都会买许多银宝纸钱，装入一个个袋子，写上他手下为国作战阵亡将士的名字，焚烧祭拜。
“血肉磨坊”·“中国万岁”
孙立人训练的部队富有战斗力，武器也精良。1932年，国民党军队在“南昌行营”举行射击比赛，有30多个师、120个团参加。比赛结果，孙立人的团获团体第一，而且在个人成绩的前10名中，有7人是税警四团的神枪手。
孙立人能征惯战，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将军。他除获有国民政府颁发的十数枚各类勋章外，还荣获美国司令丰功勋章、美国丰功勋章、美国银星勋章、美国自由勋章以及英国丰功勋章、英帝国司令勋章等。
他的战功主要写在淞沪抗战和仁安羌大捷的史册上。
日本人称上海“八·一三”淞沪之战是“血肉磨坊”，足见战况之惨烈。
将有必死之心，兵无生还之念。1937年9月下旬，孙立人奉命率税警四团开赴上海，坚守苏州河，在蕴藻浜、大场与日军正面厮杀，拉锯战相持两周。日军虽拥有精良的武器，但七次强攻四团的防地，均被击退，双方损失惨重。有则新闻说：孙立人到某营指挥所询问战况，营长报告说全营伤亡殆尽，已无兵可派。孙立人问：“你仍在？”该营长即赴前线。不久，孙立人接报告：营长已阵亡……
税警总团六个团参战，孙立人部战绩最佳，孙立人因此被提升为第二支队少将，辖管三个团。
10月27日，日军乘涨潮和晨雾，用橡皮舟搭浮桥，有40余人偷渡成功，隐藏在岸下储煤洞里。孙立人以土克洋。先指挥用手榴弹炸毁浮桥，切断敌后路，后点燃浸透汽油的棉花包，塞入岸下储煤洞烧死日军。两个小时解决战斗。
11月3日，敌人卷土重来，强行渡河。五团迎战，伤亡过半，团长又阵亡。孙立人率部支援，组织“敢死队”与日军逐室逐屋进行争夺战，终把被日军占领的阵地夺了回来，打破了以“常胜军”自誉的“久留米团”师的神话。上海沦陷后，日军在此立一碑，碑文是“遭遇华军最激烈的抵抗于此”。
本已受命准备换防休整的孙立人，想拔掉日军占领的“小红楼”这颗钉子后，再将其移交友军。为炸“小红楼”，他向军部申请了20颗地雷。凌晨四时地雷送到，孙立人走出掩蔽所去接受地雷时，被飞来的一颗榴炮弹击中，所幸头戴钢盔，无大碍，但背部、臂部和肺部被击中13处,血流不止。他一边接受包扎，一边下令二营长张在平当代理团长并去炸“小红楼”。在听到炸掉“小红楼”的消息后，孙立人才上了宋子文派来的救护车。在医院手术时，急需用血，一学生模样的青年捋起袖子捐了500毫升，连姓名也没留下。孙立人一辈子都记着他的血管里流着袍泽的血。
1942年春，日军进攻缅甸，妄图截断我唯一对外交通线——滇缅公路。应英军之邀，我入缅支援。孙立人时任由税警总团改编的新三十八师师长，奉命为入缅远征先锋队。
任安羌油田是缅甸最大的油田，日本垂涎已久。为战略需要，4月15日英军总司令立姆上将下令炸毁油田。油田遂成一片火海。日军一面扑火，一面抢占宾河渡口，将英军十七师堵在宾河南岸。日军又抢占仁安羌北的宾河大桥，切断7000英军的后路。英军被围了两天两夜，弹尽粮绝。处在四面楚歌中的英军司令立姆将军向孙立人求救。孙立人接报后，根据战况，要求英军再坚持一日，“中国军队一定负责于明天下午六点前将贵军解救出围。”对方问“有无把握”，孙立人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军队，连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
一一三团连夜驰奔。次日晨，两个营强渡宾河，迂回到仁安羌北侧，完成反包围。激战一昼夜，经反复肉搏，三失三得。三营长张琦壮烈殉国。日军终于溃败不支，我军于18日攻克仁安羌，救出了被围的英军。全过程仅用13个半小时，歼敌1200人，一一三团也伤亡过半。死里逃生的英军见到我军战士，激动地高呼：“中国万岁！”
此后，孙立人又受命殿后，掩护史迪威将军及英军撤退。此时的英军如惊弓之鸟，想经缅甸清德温江逃命。为了自己安全逃脱，英军计划等自己的部队全部过桥之后便炸桥。孙立人获悉后，大为震怒，会见英军司令，责以大义：“我们救你们于生死之中，你们现在怎能弃我们的安危于不顾？”英方自觉理亏，同意等新三十八师过境后再炸桥。
新三十八师进入印度后，驻印英军总司令魏非尔上将要依国际惯例解除中国武装。所幸孙立人早有准备，为了自卫，部队一进驻印度便占据要冲，构筑工事，枕戈待旦。并严正警告英军勿轻举妄动。英军慑于新三十八师之威，之义，态度转变为欢迎。新三十八师旋即乘胜进军蓝姆加，在美军协助下，成立中华民国驻印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打通了滇缅公路。1945年2月1日，盟军在畹町举行通车典礼，彻底粉碎了日军对我的军事封锁。
1943年元旦，英皇乔治六世为孙立人授勋。接着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向孙立人授勋，同时颁颂词，称孙立人将军“其智勇兼备超人之处，实足为盟军楷模”。
1945年3月，艾森豪威尔电邀孙立人赴欧考察。蒋介石迫于美国人的压力，勉强同意。孙立人又在Bad ToIz 拜访了巴顿将军。他们两人是弗吉尼亚军校校友，相见甚欢。巴顿将军与孙立人共进午餐，并亲自为其开车，礼遇极隆。临别时，巴顿将军将战利品——一枚德国十字勋章和手枪赠予孙立人。孙也以战利品一把日本武士刀答谢。继而，孙立人又接受英国参谋部邀请，接受英国授予的“英帝国司令勋章”……
这些荣誉是福，也是祸，燃起了蒋介石和黄埔系高官们的妒火并埋下怨种。
“斯人也，而斯疾也”
大凡历史上被称为“人物”者，大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孙立人也不例外。他是一名职业军人，一个站着的人。他向以岳武穆“精忠报国”标榜，并认此训示属下。他追求“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教育现代化”。在他被软禁期间，义子揭钧问他当初为什么要追随蒋介石。孙立人说：“当初我觉得他还有一点国家民族的思想，我是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只想替国家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使外国人不敢再欺辱我们。”被囚后他常说“伪君子不如小人”，显然指的是蒋介石。
民国要人张佛千戏说孙立人是“政治白痴”。孙氏生性刚正弘毅，不苟且，不徇私；但个性张扬，喜怒于色，有点“恃才傲物”，加之他素不按“官场术”出牌，得罪了不少同侪和达官贵人。
孙立人自美学成归国后，便投入了蒋介石门下。1947年蒋介石派他到台训练“新军”，显然是排挤他；但他对蒋介石仍忠诚不贰。1949年蒋介石以在野之身赴台，不得不倚重孙立人。孙立人当时重权在握，为蒋介石鞍前马后忙得不可开交。蒋从基隆港一上台湾岛便问：“我来有没有人说话？安不安全？”孙立人答：“谁敢说话？至于安全，有我在，没有问题。”因孙立人保驾有功，蒋介石即在一张纸上写下“新台币二十万 蒋中正”。孙立人将这笔钱充了军费。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任”“总统”的当天，即任命孙立人为台湾陆军“总司令”，足见蒋介石对他的重视。其时，蒋介石不断叫嚣“反攻大陆”。孙立人则不以为然。他主张面对现实，先将台湾的事搞好再说。孙的观点，恰又得到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的支持。蒋介石认为孙立人是“挟洋自重”，与当局唱反调，遂起戒心。至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签，孙立人这座美、台之间的“桥”便已完成使命，蒋介石开始考虑过河拆桥了。当蔡斯提议让孙立人任“中美联合作战中心”台方指挥官时，遭蒋拒绝。蒋对孙的戒备心理越来越重，以致胡适、蒋廷黻回台，以及叶公超间或去孙公馆聊天，蒋介石获悉后，都会申斥孙立人：“你少跟那些政客来往！”“我要孤立你呀！”等等。
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多是出自黄埔的“天子门生”，他们视孙立人这个“面包帮”为“圈外人”、“杂牌军”。孙立人是以他的实力单枪匹马进入台湾高层的。他“傲慢清高”，看不惯国民党内的腐败劣行。缅甸的仁安羌之役，使他成为唯一享有国际声誉的将军，“木秀于林”，自然饱受同僚的嫉妒与倾轧。他与“参谋总长”周至柔、“空军司令”王叔铭、“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关系都十分紧张。开会时，孙立人的提案总是以一比三被否决。一次在讨论海、陆、空三军提薪问题时，三人结伙压低陆军。孙立人急了，当着蒋介石的面指着同僚的鼻子说：“你们背后给人家下绊子能算什么英雄好汉？！有能耐咱们比试比试，你说是文，是武，是稍息，是立正，是X＋Y, 是ABC，比哪项，随你们挑……”同僚们则讥讽他“太小孩气，有什么了不起呢，不就是在美国镀了两年金嘛！”
“参谋总长”周至柔是他在南京中山陵的拜把兄弟，两人私交本来不错，因周至柔涉嫌一军火贪污案，孙立人觉得事出有因，不肯出面帮周说话而结怨。那时蒋介石每周要开军事汇报会，孙立人从未准时出席过，理由非常可笑：迟到了他便不需向当时的“参谋总长”周至柔行礼，只需对蒋介石补敬一个礼即可。
“为政不得罪于巨室”，这历来是当官者的护身符。孙立人僧面、佛面都不看，竟不屑于蒋经国。在一次宴席上，蒋经国说黄笑话，众人大笑。但说着说着忽然中止。大家请他继续，蒋经国却说：“有人不高兴，不好意思讲了呀。”原来只有孙立人一人正襟危坐，表情严肃，一脸的不快。尔后，孙夫人说丈夫太不给蒋经国面子，让人下不了台。孙立人却说：“我们在座的都是‘国家’领导阶层，应该为民表率，怎么和市井粗人一样，何况还有女眷在！”
蒋介石把兵权视为命根子。蒋经国任“国防部”政治部主任时，大力推广《“国军”政治工作纲领》，要求人人宣誓，誓死效忠“总统”，指使政工人员在部队搞特务活动，监控军队。孙立人看不惯，1950年底在部队展开“良心会”活动，让高级长官听取士兵的良心话。孙立人在会上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蒋经国获悉后，针锋相对，组织“庆生会”抗衡，在部队密布特务组织，以抓“匪谍”为名，以在军内外达到镇压威慑产效果。
孙立人有句口头禅：“做人做事，总要光明磊落，不要鬼鬼祟祟，因为老天有眼！”他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两个大字：“诚拙”！
蔡斯是美总统在台的代理人，他十分欣赏孙立人，极力反对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制度”。美报刊称孙是“最西方式的军事领袖”、“台湾陆军中亲美派的首脑”和“美国军事学说的说明人和美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
早在1949年4月，麦克阿瑟亲自邀请孙立人访问日本，并表示美国希望他代替蒋介石，被孙拒绝。孙立人回来后将访日会见麦克阿瑟的情况，如实向陈诚汇报，并请转告蒋介石以示“诚拙”。孰料，这却使蒋介石如芒在背，下定了日后要剪除孙立人的决心。
孙立人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讲礼遇但不失国格，不唯命是从。史迪威将军当年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兼驻印军总司令，孙立人是他的部下，但有时两人意见相左，他也坚持。因此史迪威常抱怨孙“不听话”。孙立人与蔡斯为公事也常争吵，为军医编制两人甚至拍桌子打板凳。
1942年，在印度伊母法尔，有一英国少将未按陆军礼节，直入孙的办公室，孙立人当即斥责，逼他照礼仪重来一次方罢。
孙立人疾恶如仇。他的两个堂叔在机关做事，有贪污行为。他知道后大光其火，说：“我抓到他们，一定要关起来从重处罚！”
“历史到底是史家写的，不是皇帝写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孙立人在蒋介石眼中成了一枚盖了戳的邮票。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毅然将其扔进了废纸篓——他将孙立人与郭廷亮“匪谍”案捆绑起来，卸去孙的“总统府”参军长职务，将其软禁，遂使孙立人成为“历史上第二个张学良”。
郭廷亮所谓“匪谍”案，说起来扑朔迷离，其实很简单。蒋介石父子“作案”，交特务头子毛人凤操办。毛对郭廷亮威逼利诱，把郭“做”成“匪谍”，染黑以后，再把这块膏药贴到孙立人的背上，迫使孙立人背上黑锅。郭廷亮被关了27年后，终于将真相公布于天下，他在《陈情书》中细说原委：
“……为了使这次案情不要扩大而圆满解决，只有委屈你了，所以我要毛主任劝告你，站在党国的立场和我们合作，这不但是为了当前党国的利益，也是处理参军长上将的唯一办法……本案是以你自首来办理，所以既不公开，也不起诉，仅在政府内部办个手续，然后我将真实情况向领袖提出报告，以政治方式解决……我保证你的军职和事业前途，绝不会因本案而受到任何影响。等到案情结束后，我就给你调更好的军职……”（台湾《自立晚报》1988年3月20日）
郭廷亮在回忆了毛人凤对他的这番训话后，严正声明：
“后来所有的自首书和口供笔录，都是以当时案情发展的需要，由毛主任等所杜撰编造。”
郭廷亮本是孙立人的旧属，自然与孙有所过从。孙立人无法扯下这个胶在背上的黑锅。
案发后，以陈诚为首的九人调查委员会，于1955年8月26日向孙立人调查。委员之一许世英故做反面文章，以长辈身份大骂孙立人“为什么这样胡来？”孙立人怒发冲冠，慷慨陈辞：“我孙立人，生平只晓得国家民族，忠于领袖，从不胡来，如果我要胡来，三十七八年，大陆兵荒马乱，政府自顾不暇，我在台湾，可以胡来；我当陆军总司令，六十万部队，我一手训练的，兼台湾防卫总司令，有指挥作战权，如果我胡来，那时可以胡来；现在我一兵一卒都没有，还想胡来，三岁小孩都不会这样蠢……”又说：“只要有事实和根据，枪毙我就是！”许世英听罢对陈诚说：“辞修，孙立人没有错呀，不该杀，你如果杀了他，我和你拼老命。”“司法院长”王宠惠流泪说：“我站在法的立场说，凡事要讲事实，人证物证，这件事，大家只说是上面交下来的，可是没有事实及人证物证；而孙将军说的都是事实，有人证物证，这事我们怎么好办。”王云五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说：“这事既是上面交给我们处理，我们不能不向上面有个交代，本案孙将军本人虽然没有罪过，可是他的部下是匪谍，他管教不严，有失察之过，也应受点处分。”
“总统府”第一局局长黄伯度在拿到郭廷亮的“自首书”后，要孙立人引咎辞职，写辞呈。孙迫于无奈写了，但因不合上面的要求，被迫“修改”了6次。定稿的辞呈严重违背事实，孙立人拒绝签字。黄伯度威逼说如果他不签，将要危及他300位部下的生命。这击中了孙立人的要害：“不能连累他人”。孙立人只有牺牲自己了。
“作案”要圆。蒋氏父子为掩人耳目，又制造所谓“屏东机场阅兵误时”、“利用演习进行兵谏”和“南部阴谋事件”等烟幕呼应，用谎言行骗中外，置孙立人于死地。
众评家分析原因。有的说美国人太看重孙立人，功高盖主，主受不了；也有的说蒋介石挥泪斩马谡，平衡黄埔系心理；还有人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是老蒋为小蒋扫除绊脚石，好继“皇位”……
孙案与张案不同的是：张案坑的是张少帅一个，而孙案害的是一群人！被判死刑、20年等不同刑期者35人，被处分、降职、监视者200余人，累及家属成千上万。当年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立了大功，被孙案株连后落魄到只能在凤山推车卖煤球。孙立人的清华同学魏振武，本在陆军子弟学校当体育教师，却被判了死刑。孙的旧部、少将军法处处长周芸雨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毙，丧尽天良的是还令他10岁的儿子去刑场收尸，而且连判决书都没有！
孙立人一夜间从人间蒸发。新一军战史不准写，与孙立人相关的书不准出，孙立人送郑成功纪念馆的对联被摘，连台北圆山太原五百完人纪念碑上孙立人的题字也被剜去。叱咤风云的孙立人从此幽居沉潜，闭门却扫。
孙立人先后有三位夫人。1919年与龚夕涛结婚。龚早逝。1930年与张晶英女士结为伉俪。晶英女士因不生育而愧疚，遂于1950年为孙立人物色了家庭护士张美英为妻。后自己皈依佛门，远离世垢。美英女士，台湾高雄人，知书达理，善理家务。育二男二女，儿女成人后事业上均有建树。
失去战马、脱下战袍的将军，瞬间变成了一介布衣。孙立人无不良嗜好，不烟不酒。昔日，有人说“官久必富”，孙立人听了说：“为官哪有工夫去发财咧，只有官久必穷。”孙立人用有限的积蓄买了块山地，幽禁在家的岁月里，他薅花弄草，栽培果树，种植玫瑰，由夫人张美英踏着三轮上街卖给水果摊、小花店，补贴家用。不久，台湾兴起养鸡业，孙立人饲鸡，夫人卖蛋。家中荤食，以蛋为主。鸡蛋、皮蛋、咸蛋，人称“三蛋司令”。后因饲料价格暴涨，改养金丝鸟。夫妇二人为生计忙碌，过着地道的平民生活。但孙立人不改军人本色。一次有客来访，他记错了时间，闻客到后，他跑步到门口迎接、致歉。
一日清华人，一世清华情
孙立人有浓厚的清华情结。当年在缅甸仁安羌之战夺得的日本军刀，回国后即送给清华母校作纪念。四个儿女全部毕业于清华（台北）。晚年生活拮据，仍将所撰《孙立人回忆录》所得200万新台币稿费悉数捐给清华（台北和北京）作奖学金。囚禁中，他有一个小心愿，想把自己培植的两株茉莉移到母校清华大学，但未能获准。直到他恢复自由后，才得以偿愿……他给儿女们起的名字也很能见他的爱国情怀：中平、安平、天平、太平。意为“中国安定，天下太平”。他还令儿女们不得入美籍，不嫁、娶洋人。他素来律己宽人，对于个别伤害过他的部属，他不计前嫌，始终认为“他们是不得已的”。临终前，竟然还嘱儿孙们不要因他的事，闹得“政府”太难堪……
蒋经国任“总统”后，出于某种目的，曾派“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拜访孙立人，问他愿不愿意出来做事。孙以“老了”为由推辞，并表示“现在天塌下来我也不管了”。蒋经国表示要送他一幢小楼，也遭拒绝。因孙所居的房子太破旧，只接受了当局对厨房和浴室的改造。
路不平，有人踩
为孙立人伸张正义者，大有人在。后来成立的“监察院”五人调查小组认为：“不使一人含冤，万世兴叹，务须依证据认定事实。”“深恐主其事者，认防微之有术，喜扬厉以为功，倒因为果，以人废言。”“监委”陶百川说：“白谤止冤，孙立人案是天下第一冤案。”“监委”曹启文上万言书给蒋介石，蒋把他的万言书掷在地下，还用脚踩了几下，并下令禁止曹启文出境。当年孙家的水电工郑锦玉于1982年移居美国，致力于“孙案”相关材料的收集，1985年携《陈情书》回台，想呈蒋经国，恳请了断“孙案”。可回台时刚入中正机场，东西即被查没，被审讯24小时，责令不得泄露“孙案”内容一个字，还禁止其日后回台……
一手是遮不了天的，即令能遮，只能一时，岂能一世？
蒋介石死了，蒋经国死了,宣告了国民党一个时代的结束。1988年3月15日，孙立人义子揭钧教授上书当时的 “行政院长”俞国华与“国防部长”郑为元，要求恢复孙立人的自由。5天后，郑为元携水果拜访孙立人，告知“今后你可以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见任何你想见的人”。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此而已。
1988年3月20日，“监察院”在社会各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复检旧档，公布当年五人小组的调查报告，强调“没有发现违法情事”。被囚33年的孙立人始获自由。
是年11月25日，孙立人以自由之身迎来他的九十华诞。“总统”李登辉颁赠寿屏，“行政院长”俞国华等赠寿联、花篮致意。官样文章之外的是旧日袍泽、老部下3000余人从海内外纷至沓来，为孙立人祝寿。当孙立人在寿堂出现时，旧属们群呼：“司令官万岁！”甚而连当年缅甸战场的一些落籍缅甸的日俘，也在一本名为《旭》的杂志（二战退伍军所办刊物）上为文表示诚挚的祝贺。寿联琳琅，陶百川的一副堪称代表，联曰：“忠义可风，公道自在。”孙立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说：“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最重要的是荣誉。”并呼吁：“政府应正式行文给我，对国内外公布我是无辜的，然后还给我应得的荣誉。”可是，台湾当局始终没有行文昭雪，理由是当初“没有判决书”。因此有人说“这迟来的正义根本不算正义”。对孙立人只是形式上的平反，却没有在政治上平反。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孙立人常说：“我现在除了牵挂一些受害的袍泽之外，还有就是能回到故乡，为祖上扫墓。另一件心愿：能回到弗吉尼亚母校去看看！”
孙立人的心愿未能实现。1990年11月19日，他合上了他的人生册页。
丧礼备极哀荣。
孙立人逝世当日，台北大小报纸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总统”、“院长”前来致哀，宋美龄也送了花圈……最令人感怀的当属孙立人的旧部和“○一四”案受害人的集体跪拜，以及原女青年大队队员的披麻戴孝。
孙立人的遗体上覆盖着清华大学校旗和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校旗。唯独没有国民党党旗。孙立人从没有入过国民党！更耐人寻味的是，弗吉尼亚军校校旗的正反面都有字，是拉丁文，译成中文是，“举世唯一人”，“暴君必亡”。
2007年11月15日星期四
2007年11月13日星期二
世界需要一部《圣经》，男人需要一把刀！
在原始社会，古人类就用石头、蚌壳、兽骨打制成各种形状的刀。他们选用的石头多半是石英石、砂岩，也有燧石和水晶石。用这些石料打制成的石刀质坚棱利，是很好的砍劈工具。其次是用蚌壳和兽骨磨制的蚌刀、骨刀，这类刀轻便锋利，适于砍削器物。同样古人不仅用刀作为劳动工具，还随身携带作为防身自卫的武器。
最早的铜刀脱胎于石刀，形状很小。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兵器便是铜刀。商朝的青铜刀，刀形较宽，刃端多向上翘。当时的刀主要用来砍削器物，宰牛羊，或防身自卫，还未正式用于战争。西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大刀，柄短刀长，有厚实的刀脊和锋利的刀刃，刀柄首端呈扁圆环形，所以又叫“环柄刀”。在北京昌平县白浮西周木椁墓中出土两把青铜刀，一把刀身长41厘米，刀背微弓；另一把长24厘米，类似冰刀形。那时的青铜刀质地较脆，缺少韧性，劈砍时容易折断。与同时代的铜剑相比，刀的做工粗糙，形体笨拙，远不如铜剑精巧锋利。因而刀迟迟没有投身战场。
秦汉时期，钢铁问世以后，刀的制作工艺得到改善，形制上刀身加长，并且已有专门的战刀和佩刀之分。佩刀讲究式样别致，镶饰美观；战刀则注重质地坚韧，作工精良。在当时诸国战争中，兵车已渐渐退出战场，取而代之的骑兵队成为作战主力。因此单纯的刺兵器不足以发挥效力，擅长劈砍挥杀的钢刀的制作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据史书记载，三国时刘备令工匠造刀5000把；孙权则命造刀1000把；司马炎也曾一次遣人造刀8000把。这些刀是用来装备军队的，那时刀已成为主要兵器之一。最通用的刀要算“环首刀”，这种刀直背直刃，刀背较厚，刀柄呈扁圆环状，长度一米左右，便于在骑战中抽杀劈砍，是一种实战性较强的短兵器，在战场上的厮杀格斗中，许多将领往往长矛短刀并用，远刺近劈，威力无比。西
2007年11月12日星期一
老校长茅以升先生逝世十八周年
茅以升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讲演时，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坚定了茅以升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的道路，他从此更加奋发读书，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5年各科总平均92.5分，为该学堂历史上所罕见。1916年茅以升通过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其成绩之优秀，使该校教授们大为惊讶和赞叹。一年后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原唐山路矿学堂）的研究生一律免试注册，茅以升为母校在国外争得极大声誉。1917年，获硕士学位。经导师贾柯贝（H·S·Jacoby）介绍，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到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1919年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的创见被称为“茅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1979年应邀访问卡利基—梅隆大学母校时，校长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以表彰他对世界工程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
1920年，茅以升应邀回母校任教授，时年2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从此，开始了前后30余年的工科教育事业。次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主任（副院长）。1922年7月，他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该校成立工科，任第一任工科主任，1924年，东南大学工科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河海工科大学，茅以升任首届校长。1926年，任北洋大学教授。1928年，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即北洋工学院）院长。1930年，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学任教。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校务管理、教学体制，课程设施、教学设备等，都作过重大改进，使学校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深受师生的拥护与爱戴。
茅以升五次出任唐山交通大学校长，始终关心母校兴衰，为母校赢得了荣誉和功绩。1991年，西南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后唐山铁道学院迁四川省易名西南交通大学）树茅以升铜像永志纪念。
茅以升开创了“学生考先生”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终身致力于教育改革，发表了《工科教育之研究》等20余篇论著，倡导“先习后学，边习边学”，理论结合实际的教育制度。
茅以升从选择桥梁专业时起，就把培养桥梁建设人才和在祖国江河上修建桥梁视为自己的终身目标。1933年，他辞去舒适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请，担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职务。茅以升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于1937年11月，在极其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钱塘江大桥，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化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这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桥梁史上一个里程碑。因建桥功绩，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茅以升荣誉奖章。
1942年，他赴贵阳任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筹备中国桥梁公司。着眼未来，他将钱塘江桥工处的同仁和有志深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吸收到桥梁公司，培养他们成为桥梁建设的技术骨干。
茅以升深知科学技术进步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1950年，他又欣然接受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后为院长）的职务。这时他虽已年过半百，仍以过人的精力，不辞辛劳，开始了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创业。经32年的辛勤耕耘，该院已发展成专业齐全，实力雄厚的综合研究机构，为铁路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是铁道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在科研领导工作中一贯主张理论结合实际，强调继续教育，倡导专题经济核算，支持新生事物。
茅以升一生勤奋学习、不断研究创新。结合钱塘江桥的设计与施工，他与工程师们共同研究“流沙与冲刷的关系”、“如何将木桩头深深埋入江底”、“倾斜岩层上的沉箱如何稳定”、“合金、铬钢杆件的性质”等，研究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古代桥梁等问题。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和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审定中，他的技术、经验和智慧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切工作均无法正常进行，他以古稀之年仍然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研究。这期间，他应大桥局总工程师之请，研究桥梁振动问题，解除了人们对武汉长江大桥在大量群众步行过桥，桥身晃动所产生的困惑。
茅以升是最早从事科普事业的科学家之一。1950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他是最勤奋的科普作家，在他发表的200多篇论著中，有关科普工作的论著和科普文章约占1/3。他的《没有不能造的桥》一文，在1981年荣获全国新长征科普创作一等奖。
为加强国际科技交流，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他曾先后率团访问捷克、苏联、意大利、瑞士、法国、葡萄牙、英国、瑞典、日本、美国，并作学术报告。他在华侨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工作，号召两岸科技工作者为祖国统一“大桥”各修一座“引桥”，使海外华人、港台同胞深受鼓舞。
他积极参加人民政权的建设，先后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198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历任国务院科技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科普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北京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市科协主任委员、中国科技报研究会理事长。他是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任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理事长和第四、五届理事会名誉理事长。主持成立了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任主任委员，该会经茅以升与太沙基教授联系，被国际土协接受为团体会员，为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茅以升积极致力于党的爱国统一战线事业，1952年，他参加九三学社，后任中央副主席。为密切党和科技工作者的联系和九三学社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茅以升早就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直到1987年，党组织才接受他的申请，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92岁高龄的茅以升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他终身奋斗、追求，正如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所说，人生征途“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他终身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呕心沥血，把毕业精力、知识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科技和桥梁建设事业，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敬佩和爱戴。他的崇高形象永远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驱
1933年3月，浙江省决定在钱塘江上兴建大桥，以贯通浙江省铁路、公路交通。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浙赣铁路局长杜镇远和浙江公路局长陈体诚一致推举茅以升担此重任。消息传来，他非常兴奋。尽管面临筹款能否成功，面临能否打破当时大一些的桥梁都是“洋人”修建的局面，能否击败“洋人”的竞争，以及在险恶大江上造桥能否胜任等尖锐复杂的问题，他还是鼓起勇气，知难而上，开始了对钱塘江大桥从筹办、设计、建造、炸毁、直到修复的领导工作。
茅以升当时在北洋大学任教。他两下杭州调查研究钱塘江建桥的可行性。钱塘江上水、风、土都不比寻常。上游山洪暴发时，水流湍急，下游怒潮倒灌时，波涛险恶，如果上下同时并发，或遇到台风，江水翻腾激荡，势不可挡。江底流沙深达40米以上，受水流冲刷，变迁莫测，突然刷深的最大变化可达10米以上。茅以升仔细研究分析了钱塘江的水文、气象和地质资料，经过调查考虑之后，结论是虽然难度极大，但“在有适当的人力、物力条件下，从科学方面看，钱塘江造桥是可以成功的”。他以无比的勇气和信心，要在钱塘江上施展抱负，为国争光。
茅以升白手起家，就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始筹建工作，拟成建桥计划书。翌年，浙江省政府成立“钱塘江桥工程处”，茅以升任处长，他邀请罗英任总工程师，延聘了4位工程师，吸收了29位刚从大学工科毕业不久的青年，组成了桥工处的技术队伍。
在此以前，浙江省交通厅已清铁道部顾问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提出钱塘江桥工程设计方案。经研究认为，华德尔方案全桥长1872米，正桥29孔，公铁两线路平列，孔径小，墩子多，水上工程量太大，不适合江水与河床地质条件，需758万元（银元），造价太高。茅以升独立思考，自行设计出6个方案进行比较。在评选工程设计方案时，茅以升的设计方案以其经济合理性一举夺标。
中选方案桥址选在闸口六和塔旁。其优点是地质较好；江面较窄，再经堤岸整治，约束江流，使江面宽度缩为1000米；主流稳定，建桥50多年来，通航孔道不变。大桥全长1453米，正桥长1072米，由16孔跨度为65.84米简支钢桁梁组成，钢梁选用铬铜合金钢，强度高，重量轻，抗锈蚀。北岸引桥3孔，南岸引桥1孔，都是用50米的钢拱梁和钢筋混凝土框架及平台组成。全桥方圆配合，色调稠和，主次分明，浑然一体。全桥设计方案明显优于华德尔方案的特点有：全桥长度减少；钢梁自重减轻；采用双层结构，桥墩长度减去约一半；墩距加大到67米，减少桥墩数量，水下工程量锐减，从而工期缩短，工程造价大幅度下降；采用等跨度梁，遭破坏时便于修复。全桥造价（决算）仅531.64万元（法币）。
在施工上，采取了因地制宜结合实际的措施，如利用钱塘江的水来克服钱塘江的流沙，利用潮汐涨落浮运架梁等。在施工组织上，采用了“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新办法，有效地组织五家承包公司，基础、桥墩、钢梁等工程同时进行，只要两个相邻墩子完工，即可架梁，从而保证了在困难丛生的情况下，工程得以提前完成。
在施工中他克服困难，不断改进施工技术与创新，例如，沉箱下水浮运问题，在修建船坞、滑道失败后，成功地采用了水平轨道运输；沉箱浮运就位后，因洪水猛涨、潮水激荡，多次发生锚走绳断，冲走沉箱事故，后改用10吨混凝土大锚、并用高压射水将重锚埋入泥沙，才使沉箱得以定位；为使长30米的木桩桩顶入土10—15米而设计专用送桩；采用独特的射水打桩法，使原来每24小时打桩1—2根，增加到20根以上；在墩位处沉放柴排和石笼，防止沉箱移动和倾斜；此外，还设计制造了不少特殊工具与设备，如特制打桩船、送桩、沉箱起吊设备，钢梁浮运专用托架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大桥处于关系国家安危的战略地位，茅以升决定组织赶工，他几乎每天都下到桥基气压沉箱内，与员工研究措施。经全体员工努力奋战，于9月26日通了火车，宣告大桥建成。从1935年4月6日动工起，历时不到两年半。不幸的是，战局恶化，于同年12月23日茅以升不得不挥泪亲自参与将桥炸毁。直至1953年茅以升亲临主持大桥修复工程，才使其得到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0多年来，这座大桥始终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为祖国建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茅以升始终关心大桥的运营、养护、维修情况，并于1984年视察运行近50年的大桥后，就另建第二座钱塘江桥向中央提出可行性建议。
中国铁路桥梁史这样评价钱塘江桥：“20世纪30年代，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以当时尚不发达的施工技术，用不到3年时间，由我国工程师自行设计并监造，建成了一座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铁两用桥，这是旧中国铁路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培养造就了一批桥梁工程科技人才
茅以升在修建钱塘江桥时已下决心，要使已组成的桥梁技术班子，在钱塘江桥建设中得到锻炼，成长壮大，让他们在祖国的江河上修建各式各样的大桥。为此，他把钱塘江大桥工地办成了训练培养桥梁技术人才的学校。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未来的建桥队伍，在大桥施工期间，每年暑假前还致函国内各工科院校，请他们选派三年级大学生80人来工地参观实习两个月，每天上课12小时，其余时间分派至各工点实习。桥工处不仅供应食宿，热情接待，还指定专人讲解、辅导。茅以升本人也在百忙中抽时间为他们讲课。这一创举，受到各大学的热烈欢迎。
钱塘江桥工处在完成本身任务之处，为了锻炼队伍，还接受一些其他桥的设计任务，如广州“六二三”桥；福建省峡兜乌龙江桥的测量钻探、初步设计；1936年，为筹建武汉长江大桥，进行了钻探和桥址比较工作，并作出了建桥计划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提出“武汉大桥计划草案”。这些工作，虽因经费无着落而无结果，但锻炼了人才，为以后的建桥者提供了有益的资料。
1941年唐山交大恢复正常教学以后，他又一次虚席让贤，自己去开拓新的工作领域，就任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开始谋划抗战胜利后修复铁路、修建桥梁等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生活艰苦，很多有志造桥的工程技术人员，谋生无路。他筹建了桥梁公司，把这些技术人员和原钱塘江桥工处的部分员工，集中到桥梁公司，当时，虽然没有桥梁设计施工工程，就组织他们学习，研究桥梁的设计和施工，布置桥梁标准设计系列，并搜集参考资料，为武汉长江大桥、上海越江工程及修复遭破坏桥梁等工程准备方案。1946年，茅以升代表上海“越江工程委员会”提出了《上海市越江工程研究报告》，接着又承担了部分桥梁修复工程，其中包括承办钱塘江桥正式修复的设计与施工。尽管这些工作无利可图，却培养了掌握新技术的人才，对祖国的建设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茅以升不顾责难，派人经营商业，以其收入作为这批职员的生活费用。1944年，桥梁公司经济十分困难濒于倒闭，茅以升筹划未来，从培养人才着眼，还毅然送大量人员去美国实习。对出国人员的家属，照支工资，直到回国。这批留美人员各有专攻，收获很大，归国后，大都成为祖国大型桥梁建设的前驱和骨干，在祖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致力于工科教育，倡导教育革命精心培育科技人才
1920年起，前后约30余年，茅以升在教育战线上，倾注了不少心血。他曾出任东南大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北洋大学、唐山工学院等多座大学校长，立基创业，功绩显著，是知名的教授和杰出的教育家。
茅以升在各校任职期间，对校务管理、学校体制、课程设置、教学设备、科学研究、学术活动、教学作风、学生工作和校园管理等，都亲自过问，并作了重大改进。
他在教学工作中，治学严谨，实事求是，素以认真、严格、诲人不倦著称。授课时讲求概念清楚，逻辑严密，注意深入浅出，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用事例解释理论概念，力求讲清每一理论原则的实践意义，使学生透彻领悟，融会贯通。课外与学生交流，尽心辅导，并征求意见，以改进教学。
他不断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他认为教师的责任不仅是授业，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自力学习、自力研究的习惯和能力。他反对把学生当作“受体”的灌注式教学，实行启发式教学，使学生成为“主体”。他以自己的治学经验“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要求学生。他独特的教学方法是通过“考先生来考学生”。每次上课的前十分钟，先指定一名学生，让他就前次学习课程提出一个疑难问题，从学生所提问题的深浅，可知他对课程是否作过深入的钻研和探讨及领会程度。问题提得好，或教师都不能当堂解答的提问者，给满分。如提不出问题，则由另一学生提问，前一学生作答。此法推行后，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学习思想极为活跃，学业大进，深受学生欢迎。同时，学生所提问题，能使教师受到启发，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亲自带领教育科学生来听茅以升的课，对他的教学方法评价很高，认为“这的确是个崭新的教学上的革命，是开创了我国教育的一个先例，值得推广”。
茅以升认为旧教育的弊病是理论与实际脱节，通才与专才脱节，科学与生产脱节，片面追求理论教育的“质”，严重忽视培养人才的“量”。他于1926年在上海交大30周年纪念刊和《工程》杂志上发表《工程教育之研究》的论文，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欧美教育制度，呼吁建立适合我国现状的教育制度。主张“先授工程科目，次及理论科学，将现行程序完全倒置”。并且从学制、招生、课程、考核、教授、实习、服务等方面，提出大破大立的改革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认为为新社会培育人才，更应进行教育革命。1949—1950年，他撰写专论《教育的解放》、《习而学的工程教育》等，强调按照人的认识规律，由感性知识入手，进而传授理性知识，先让学生“知其然”，而后逐渐达到“知其所以然”，从而把理论与实际、科学与生产、读书与劳动、学校与现场紧密结合起来。1962年，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系统整理写成《建设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教育制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小组会上发言，受到周总理高度评价。
此外，他还强调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科技水平，投身科普工作，抓业余教育和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他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中国土力学的开拓者
30年代，国际上对土力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施工中遇到桩打不下和沉井下沉发生歪斜等现象，经过对钱塘江流沙的研究，他感到土力学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立即开始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这门新兴学科。他对库伦土压力经典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经常与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的创始人太沙基教授通信讨论研究。1938-1941年间，他在唐山工学院开课讲授，是我国第一个讲授土力学课的人。同时向全校师生作“Stresses on Retaining Wall”等学术报告。1940年，与其兄、弟捐款，请中国工程师学会设“石渠奖金”，专奖研究土力学的优秀会员。1948年，在上海发起“中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基本建设工作全面铺开，面临许多复杂的地基基础问题，急需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方面的人才与技术，这时，茅以升认为应尽一切努力普及并提高土力学知识，他于1952年在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组织成立了土力学小组，举办土力学学术交流和普及讲座。在他的倡仪下，这种土力学学术活动逐渐传播到天津、上海、南京各地。1957年，茅以升主持成立了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委员会，并成为国际土协的团体会员。同年，他代表我国土力学学会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为我国土力学界在国际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几十年来，我国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科学技术已有显著的提高与发展，这一切与茅以升的长期领导和关怀是分不开的，他对我国这一科学技术的开拓、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奠基人铁道科技事业的开拓者
茅以升担任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工作，长达32年之久。1950年，他被任命为铁道技术研究所（后改为研究院）所长时，全所只有60人，4个研究组，只能从事一些试验工作。他不计较单位大小，职位高低，他考虑的是，要发展铁路运输事业，必须发展铁道科学技术，铁道科学是一门内容极其复杂而理论又比较高深的综合性的“技术科学”，这是一个需要开拓和发展的领域。他一方面亲自主持院务工作，另一方面以研究院为基地，研究科学管理、科研方针，中国铁路建设与铁路科研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他的教育、生产、科研相结合的思想。这一期间，他结合在科研管理上遇到的问题，先后发表了20多篇论文和文章，如《科学研究的组织和体制问题》、《我国铁路科学研究的远景》等，阐述了科学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基础科学与生产专业之间，技术科学是桥梁”，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的任务是使技术经验理论化，学科理论实用化。“生产技术是技术科学的实践，实验技术则是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实践。对生产而言，实验技术是生产技术的前导，有时生产技术亦有实验技术的性质，这就是‘中间工厂’中的生产”，指出生产技术需要综合的技术科学中学科的综合理论。
首先，他肯定了铁道科学研究院主要从事技术科学研究，他明确提出：“铁道科研工作当然应该为铁道运输服务，也就是在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要求上，负有解决技术问题的主要责任”。他针对铁路专业技术综合性的特点，强调铁道科学研究院也要办成铁路专业齐全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茅以升的办院思想，始终贯穿着理论结合实际，科研为生产服务这一条红线。他参加主持制订的1956、1963、1977年铁道科学研究工作远景规划，都是“针对运输生产建设的技术关键，选定铁路发展中的重大、综合、长远、理论方面的课题，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解决实现铁路现代化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
1956年编制铁道科技发展规划时，他站在全路科技发展的高度，强调要把铁道系统中的全部科学力量组成全国性的分门分类大小成套的科学工作网，把铁道科学研究院作为整个铁道科研力量，全国科研工作网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核心来考虑。
他主张“生产中来，生产中去，科学为生产服务”，科研立题要结合运输生产需要，而且强调要尽快把科研成果应用到生产上去，要求“加强发展研究，安排好中间试验，及时组织科研成果的审查、鉴定和推广、形成运输生产力”。他主张对课题进行经济核算，认为只有通过经济核算，才能体现出科研工作投入少、产出高的特点，进一步明确科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早在60年代初，他就面对科技迅速发展这个现实情况，强调职工继续教育和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性。组织各种专业训练班，建立大学生进院摸底考试制度和导师制度，对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补课和培养。先后在院内成立了红专大学、科技学院和教育中心（研究生部）。铁道科学研究院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茅以升80岁高龄还亲自招收研究生。
茅以升历任铁道科学研究院历届学术委员会主任，离职后，还兼任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他提倡学术民主，主张学术争鸣。
铁道科学研究院在茅以升的领导下，经过全院职工的努力，到1980年，全院职工已达3532人，其中科技人员1827人；全院设有10个研究所，1个实验工厂，1个环形铁道试验段；30多年来共取得1800多项研究成果，其中约60%在铁路运输生产建设中发挥了作用。铁道科学研究院现已建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铁道科技研究试验中心。
